联合国气候谈判背景下碳市场间联动效应研究——以EUA和CER市场为例
发布时间：2021-08-30 08:08
基于时变参数自回归（TVP-R）和VAR模型,结合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进程,对2008—2018年欧洲气候交易所交易的欧盟碳配额（EUA）和核证减排量（CER）期货市场间联动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当国际碳减排要求严格、各国对减排效果较为乐观时,二者间联动效应较强,而当国际碳减排要求宽松、各国对减排效果较为悲观时,联动效应较弱。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内,EUA市场对于CER市场有一定的引领作用,且联动效应较强,在"后京都"时期内,二者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且联动效应较弱。这表明在未来全球碳排放要求趋于宽松的背景下,不同碳市场呈现"碎片化"趋势,这有助于降低碳市场投资者所面临的市场风险,也可能不利于国际统一碳交易市场的建立。
【文章来源】：生态经济. 2020,36(06)北大核心
【文章页数】：8 页
【部分图文】：
回归系数βt后验均值估计结果
全球减排环境的宽松使得这一阶段的EUA价格和CER价格均大幅下降,CER价格更是长期维持在1欧元/tCO2e以下的低水平,同时二者之间亦不存在明显的波动溢出效应和传染风险。进一步分别考察REUA1与RCER1之间、REUA2与RCER2之间互相一个标准差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IRF),结果如图4所示。可以看出,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内,EUA市场和CER市场之间的互相影响程度均大于“后京都”时期。RCER1冲击对REUA1的影响在第1期较大,随后逐渐减小,而RCER2冲击对REUA2影响的整体幅度明显较小。REUA1对RCER1的冲击在第三期达到最大,第5期也有小幅影响,而REUA2对RCER2的冲击在第2期最大,从第3期开始接近于0。
图3展示了随机误差项方差的后验均值估计结果。整体来看,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内,即2008至2012年年末,除RCER外的其他因素对REUA的冲击较小且比较稳定,未出现较大波动。而在“后京都”时期内,其他因素对REUA则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影响,且出现了一定的波动。尤其自2012年年末至2013年上半年,方差波动较大且在2013年4月达到了峰值。这可以理解为从《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后京都”时期的过渡期间,全球气候治理模式、碳减排制度安排以及各国减排政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造成了碳交易预期的不明朗。而自2016年年初开始,方差的波动程度又一次增大,其原因则可能是《巴黎协定》正式确立了各国自主确定减排目标的“国家自主贡献”模式对碳交易预期的影响。4 “京都”与“后京都”时期碳市场联动效应对比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欧盟碳价影响因素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易兰,杨历,李朝鹏,任凤涛.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06)
[2]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时代的国际领导及中国的战略选择[J]. 李慧明. 当代亚太. 2015(04)
[3]欧盟EUA与CER两个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研究[J]. 刘纪显,谢赛赛.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01)
[4]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配额价格关联机制研究——基于计量模型的关联分析[J]. 王军锋,张静雯,刘鑫.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01)
[5]国际碳排放权市场动态相依性分析及风险测度:基于Copula-GARCH模型[J]. 吴恒煜,胡根华. 数理统计与管理. 2014(05)
[6]欧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价格发现和波动溢出研究[J]. 王玉,郇志坚.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2(S1)
[7]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有效性研究——基于CER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联动效应分析[J]. 黄明皓,李永宁,肖翔. 财贸经济. 2010(11)
本文编号：3372412
【文章来源】：生态经济. 2020,36(06)北大核心
【文章页数】：8 页
【部分图文】：
回归系数βt后验均值估计结果
全球减排环境的宽松使得这一阶段的EUA价格和CER价格均大幅下降,CER价格更是长期维持在1欧元/tCO2e以下的低水平,同时二者之间亦不存在明显的波动溢出效应和传染风险。进一步分别考察REUA1与RCER1之间、REUA2与RCER2之间互相一个标准差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IRF),结果如图4所示。可以看出,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内,EUA市场和CER市场之间的互相影响程度均大于“后京都”时期。RCER1冲击对REUA1的影响在第1期较大,随后逐渐减小,而RCER2冲击对REUA2影响的整体幅度明显较小。REUA1对RCER1的冲击在第三期达到最大,第5期也有小幅影响,而REUA2对RCER2的冲击在第2期最大,从第3期开始接近于0。
图3展示了随机误差项方差的后验均值估计结果。整体来看,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内,即2008至2012年年末,除RCER外的其他因素对REUA的冲击较小且比较稳定,未出现较大波动。而在“后京都”时期内,其他因素对REUA则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影响,且出现了一定的波动。尤其自2012年年末至2013年上半年,方差波动较大且在2013年4月达到了峰值。这可以理解为从《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后京都”时期的过渡期间,全球气候治理模式、碳减排制度安排以及各国减排政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造成了碳交易预期的不明朗。而自2016年年初开始,方差的波动程度又一次增大,其原因则可能是《巴黎协定》正式确立了各国自主确定减排目标的“国家自主贡献”模式对碳交易预期的影响。4 “京都”与“后京都”时期碳市场联动效应对比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欧盟碳价影响因素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易兰,杨历,李朝鹏,任凤涛.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06)
[2]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时代的国际领导及中国的战略选择[J]. 李慧明. 当代亚太. 2015(04)
[3]欧盟EUA与CER两个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研究[J]. 刘纪显,谢赛赛.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01)
[4]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配额价格关联机制研究——基于计量模型的关联分析[J]. 王军锋,张静雯,刘鑫.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01)
[5]国际碳排放权市场动态相依性分析及风险测度:基于Copula-GARCH模型[J]. 吴恒煜,胡根华. 数理统计与管理. 2014(05)
[6]欧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价格发现和波动溢出研究[J]. 王玉,郇志坚.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2(S1)
[7]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有效性研究——基于CER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联动效应分析[J]. 黄明皓,李永宁,肖翔. 财贸经济. 2010(11)
本文编号：337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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