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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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

年平均接近10%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在这个期间也开始具有了二元经济发展的特征。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与改革开放效应相关的经济增长因素，，来描述一个中国特色的转轨中的二元经济增长。

首先，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在整个改革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持续增加，比重不断上升，因而人口抚养比相应下降。这种人口结构特征，一方面保证了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另一方面提高了资本积累率。由此形成的这种人口红利，通过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得以释放，并且通过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而作为比较优势得以实现，从而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的过程，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计量表明，如果用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结构所具有生产性的代理指标的话，改革期间总抚养比的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为27%（王德文等，2004）。人口红利得到充分利用的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农村劳动力持续大规模地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同时劳动力成本保持相对低廉。这个过程表现出鲜明的二元经济增长特征，工业化过程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得到充分保障，同时，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主要是通过就业面的扩大，而不是通过工资水平的上涨实现的。

从表1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农村外出打工劳动力的规模不断扩大，2004年超过1亿人[2].根据2001年和2005年对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的两次调查

[3]，我们得到了这两个年份城市农民工的平均年工资分别为12894元和16578元。利用这两个工资水平，我们可以估计出两组农民工工资变化的情形。第一种情形是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假设在1997-2004年期间工资水平没有发生变化[4].第二种情形是按照我们实际观察的结果，假设农民工工资是逐年提高的，并按照调查得到的2001-2005年期间的工资变化率推算各年的农民工平均工资水平。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变化趋势看，要么是假设没有提高，而在假设有所提高的情况下，其增长速度并不是很快。然而，用上述两个工资水平乘以农村外出劳动力的总量，我们可以获得两组农民工外出打工总收入，即表中“打工收入（I ）”和“打工收入（II）”，2004年为13229亿元到15980亿元之间。这个事实的另一个侧面，则是农民家庭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2003年以后这个比重没有再上升，显然是粮食直接补贴政策以及其他减轻农民负担政策的效果所致。

其次，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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