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威胁论”及其国家形象悖论(2)
影响因素之一,而西方国家作为认知者具有自我认知意义的信息选择过程在此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从此强则彼弱、此得为彼失的传统国际政治逻辑来看,一国的国际地位升高,他国则倾向于选取威胁性信息,该国的形象则趋负面。然而,认知不仅仅是简单的实力判断,决定认知方向的还有意图判断,两个国际地位相当的国家可能由于假设其意图的不同而导致截然不同的认知结果。在此,潜意识层次的文化选择过程起着重要作用。在特定历史时期,国家对威胁的理解取决于历史背景,而国际地位的变化则是历史背景中的关键性因素,它不仅仅是自身国际地位的变化,更意味着以认知者为坐标的相对国际地位变化。中国国家形象与中国国际地位的相对变化存在复杂的互动模式。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根据对认知对象实力和意图的双重判断,也根据认知者自身实力的变化,历史上中国国际地位变化造成外界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共存在六种模式: 模式一:认知对象国际地位相对较高+认知者国际地位相对较低+两者关系处于中性状态国家形象正面化趋势。古代中国是世界第一的经济强国,丝绸等奢侈品贸易间接建立了古代中国繁荣强盛的形象认知,论及中国的著作以赞美为主,而作为认知者的西方实力尚弱小,两者缺乏交往,处于非敌非友的中性状态,此一时期中国国家形象为正面。 模式二:认知对象国际地位相对较低+认知者国际地位相对较高+认知对象处于被认知者半殖民的状态国家形象负面化趋势。近代在美国的中国国家形象是极其负面化的,中国人被视为爱搞小宗派的危险罪犯,行动诡秘,不老实而邪恶,[4] 甚至被描写成吃狗肉鼠肉,杀害女婴,殴打妻子,没有感情,从不洗澡,不识字的怪人,[5]中国被视为无希望之国,国家形象极其恶劣。 模式三:认知对象国际地位相对较低+认知者国际地位相对被削弱+认知对象处于被认知者半殖民的状态国家形象正面化趋势。一战之后,西方精神整体遭到重创,实力相对削弱,丧失了一部分自信心和优越感,不少人再次把目光转向东方,希望在东方文化中汲取克服西方危机的灵感,孔孟、老庄和墨子等中国传统学说中的和谐仁慈与和平兼爱的观念得到关注。虽然这一时期中国依然相对弱小,国家形象却出现了一定的正面化趋势。 模式四:认知对象国际地位相对较低+认知者国际地位相对较高+两者处于利益同盟状态国家形象正面化趋势。二战时期,美国和中国成为盟国,中国和美国存在极大的共同利益,美国亲华情绪提升,中国在美国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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