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宫怨诗的繁荣原因

　　唐代是诗的王国，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唐人对诗歌的热爱超过了我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可以说：“凡是生活中用到文字的地方，他们一律用诗的形式来写，达到任何事物无不可以入诗的程度”。这些言近旨远、语浅情深、意境优美、韵律和谐的诗歌，多角度全方位地反映了大唐时代的风云变幻，反映出了唐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并在继承前代诗歌艺术的基础上精益求精，达到了炉火纯青，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而宫怨诗正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唐朝的着名诗人，如王昌龄、李白、王维、王建、顾况、刘禹锡、自居易、元稹、李商隐、杜苟鹤等，都有宫怨诗作，且有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名篇。这些宫怨诗多是男性代言之作，有单篇只首的短小作品，也有多首连缀的组诗，不拘一格，众体兼备，在唐诗坛格外引人注目。而产生如此多的宫怨诗则必然要求诗人们对后宫的生活状态有相当的了解和把握，这在唐朝也恰恰成为了可能。虽然宫门九重，宫女妃嫔们身居内廷，门禁森严，一般人难以目睹她们真实的生活状态，但唐前不但有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可供参考，而且有班婕好等妃嫔以及文人骚客的不少同题材的诗歌可以直接借鉴。另外，唐许多文人与太监交往密切，通过太监这个中介他们亦能获得有关后宫的大量信息。如宋代计有功的《唐诗纪事》中就载有关于王建《宫词》一百首的故事。说王建之所以对后宫生活了如指掌，完全得知于太监王枢密。

　　他们两个关系很好并结为本家，一次宴饮，王建谈起汉代桓帝、灵帝因为信任太监惹起迫害知识分子的党锢之祸，王枢密听了觉得是在讽刺自己，心里不高兴，就问王建所作《宫词》广为传颂，但皇宫是深邃之地他怎么会知道这许多的的事情呢，王建无从回答，深恐王枢密给他罗织罪名，过一两天就作了一首诗送给王枢密，诗曰：“先朝行坐镇相随，今上春宫见长时。脱下御衣偏得着，进来龙马每教骑。常承密旨还家少，独对边情出殿迟。不是当家频向说，九重争遣外人知?”前六句说王枢密受宠于两代帝王，后两句则交代了自己创作宫词的信息全部来自王枢密本人。从现实性来看，太监出入宫庭内外，偶尔向外人透露后宫的生活状态也完全可能，笔耕文化传播，文人骚客或直接或间接也必然能对后宫了解一二。由此，唐朝诗人不管是出于好奇还是对现实的关注，完全可以把由种种途径了解的信息凝铸成诗歌，真实再现出后宫佳丽的生存状态，传达出包蕴丰富的心绪。具体来说，宫怨诗在唐朝空前繁荣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略加分析。

　　首先，与唐代的后宫制度直接相关，广选美女入宫及森严的宫禁是产生大量宫怨诗的客观条件。统治全国近三百年之久的二十一个唐朝皇帝，为了满足一己私欲，凭借至高无上的特权霸占了数以万计的美貌女子。唐初，较有政治远见的开国之君唐高祖，鉴于隋亡的历史教训，曾下诏释放宫女，但总的看来，唐代帝王的荒淫生活并未改变。因此，高墙深宫，月圆月缺，便有了几多怨叹，几多血泪。正因为唐代社会客观存在着这一后宫弊制，于是便有诸多的诗人用自己的诗笔给予艺术而深刻的反映。他们既对这一腐朽的后宫嫔妃制度予以无情的抨击，又对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宫女予以深切同情。如王建的《宫人斜》：“未央墙西青草路，宫人斜里红妆墓。一边载出一边来，更衣不减寻常数。”一边将幽囚致死的宫女运出埋入坟冢，一遍又将美女源源不断地选进宫来。在延续着帝王们永无满足的淫乐生活的同时，也在延续着广大宫女的不幸和悲哀。显然，这些宫怨诗正是唐代后宫嫔妃弊制的见证，也是这一弊制下无数被侮辱、被损害的后宫嫔妃的血泪史。

　　其次，开放的社会和宽松的思想文化环境为写作宫怨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尽管唐王朝存在着上述后宫的弊制，并也还毫无疑问地存在着封建制度下其它的腐朽和弊端，但是就总体来说，特别是与其它朝代相比较而言，唐代社会又的确是一个人们所公认的开放的社会，是一个具有比较自由、活跃、宽松的思想政治环境的朝代。二十多个帝王虽贤愚不一， 但其封建专制淫威总体上说显然无其它朝代那样酷烈，因此社会禁忌较少，文禁松弛。这就给文学创作和文化繁荣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这一点，我们从唐代诗坛上大量出现的讽刺辛辣、指斥直切而又揭露深刻的政治讽刺诗已可窥见一斑。如杜甫的《三吏》《三别》、李白的《古风》、白居易的《秦中吟》及《新乐府》、张籍和王建的“张王乐府”、李商隐的《隋宫》等等。这一情形，唐代以前颇为少见；唐代以后，特别是元代乃至明清更是难以想象。也正是在这样较为宽松的思想文化背景下、较为自由的创作环境中，诗人们才又将自己手中的诗笔伸向了更为幽深的后宫，去直击宫闱的“秘闻”“秘事” ，去反映和关注那些无助的宫女侍妾的情感心理、生存状态，从而写出了大量的宫怨诗。

　　唐代诗人们的宫怨诗，与如前所述的政治讽刺诗一样，也极为大胆和直切。如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等人所作的许多宫怨诗均如此。尤其是白居易，他不仅于其名篇《长恨歌》中直讽唐明皇宠幸杨贵妃而导致荒淫误国，又在其宫怨诗《上阳白发人》一诗中通过对一个老宫女身世的具体描写，把唐代天宝以来选入宫中宫女悲惨遭遇的来龙去脉清清楚楚予以交待，直刺君王的淫乐，直斥杨妃的祸国。可谓直截了当，毫不讳隐。对此，当朝皇帝唐宣宗不仅不以为罪，反而在自居易离世后，在其《吊自居易》诗中赞曰：“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难怪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感慨地说：“唐人诗歌，其于先世及当时世，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女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也不为罪。如白乐天《长恨歌》讽刺诸章，元微之《连昌宫词》，始末皆为明皇而发。”洪迈之言，正道出了唐人能够而且敢于创作颇多宫怨诗的缘由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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