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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芬楼文谈》“性灵说”浅论

发布时间:2014-07-24 11:44

  在我国古代文论中,最早提出“性灵”一词的,是刘勰。其将人与天、地并列称为“三才”,认为人作为“有心之器”和自然界的“无识之物”之不同,在于人乃“性灵”所钟。“性灵”即“人之心”,它是天地问灵气凝聚而成,“人文”乃“心之文”,亦即“性灵之文”,它不仅是思维的枢纽,而且也是情感的渊薮。可见,刘氏所言之“性灵”,是指人的思想和感情。自刘氏之后,钟嵘、颜之推、杨万里等依次提到过“性灵”,其义亦大体在于情感和思想两个方面。到了明清时代,“公安三袁”和袁枚等则将“性灵”作为文艺上反道学、反传统、反复古,主张个性解放的基本理论武器,理解为“性情”的同义语,强调一种自然的、真实的本性、情感、个性等。

  到了近代,吴曾祺在《涵芬楼文谈·储才》篇中提出“鉴别主于识见,驱使恃乎笔力,剪裁赖乎意匠,变化本乎性灵”的理论。”他认为,“性灵”与“识见”、“笔力”、“意匠”四者是缺一不可的整体。其中,后三者指作家经过后天时间学习和锻炼所具备的修养和才能,而前者即“性灵”则是指作家的一种先天的、本性的禀赋,其本义亦倾向于“性情”。但吴氏并未局限于“性情”本身,而是着眼于更高、更广阔的范畴,依据“变化”之意,大体包括三方面内涵:一为“气”。“气”乃性灵之本,就像水之源,山之脉一样;二为“情”。总有一种文章,必须要作者融入其真实深厚的感情,否则无法为文。但感情一旦融入,写出的文章往往不用修饰便自然精致,可谓是“天下之至文”;三为“机”。“机”者,灵感也。灵感来临之时,作者及时应之,文章便有自然天成之美。依据吴氏之意,“情”、“气”、“机”,皆属于作家先天禀性与才能之“性灵”范畴,虽无具体的形态,却真实存在并对于文章创作往往起着“才”、“学”、“力”所难及的“变化”之妙用。

  一、切情说“情”,指作家的思想感情。吴氏专设《切情》篇,开篇即突出“情”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进而提出了“切情说”,强调为文之时,当融人真挚恳切的感情。魏晋时期,文论家陆机在《文赋》篇中深入阐释了“诗缘情”的理论。之后,“情”与“文”之间的关系,便成为我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论题。关于二二者关系,前人多从作品的抒情功能和来源两方面来加以论述,因此便有了“为文而造情”和“为情而造文”两种不同的观点。对此,刘勰有着名的论断,他将《诗经》和《汉赋》作比,指出,诗经的作者即“诗人”的创作态度是“为情而造文”;赋颂的作者“辞人”创作态度是“为文而造情”。前者是有了真挚充实的思想感情,心中郁积着怨愤,为了“以讽其上”

  才愤而为文的,即有感有为而作文,这样的作品内容充实,真实简练,呈现出一种朴素自然精纯之美,“要约而写真”;后者的创作则是为了卖弄才华,沽名钓誉,而矫揉造作去为文,没有真实的感情可言,是为了作文而作文,这种作品只是以华丽辞藻来掩饰内容的空虚,笔耕文化传播,必然会“淫丽而烦滥”,“繁采寡情”,令人“味之必厌”。显然,刘勰是主张“为情而造文”,而反对“为文而造情”的,这充分体现出其对文学的真实感情和思想内容的重视,其思想不仅有力地批判了六朝时期的浮糜文风,而且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代着名思想家李贽“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的论述,便是对刘勰思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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