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在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过程中，曾出现过许多重大分歧或冲突，而现在对这些事件的研究和评判也同样存在着迥然相异的观点。

　　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负面影响，李慎之认为，“现在，谁都能看利很清楚，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是当时不是看不出来，就是不敢说，毛泽东当然心里还是明白，这就种下了后来中苏关系破裂的因子。”王真认为，当时是战略安全利益把两国联系在一起。但在战略安全利益上，双方又存在着冲突(当然，合作是更主要的战略选择)。因此，“这种合作与冲突的交织，预示着中苏新同盟不可能是一个牢固而持久的同盟。”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了一声轩然大波，围绕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中共首次公开对苏共表示出了不同意见，也成为以后长时期内中共指责苏共的一条重要理由，并极大地影响到中国国内体制。李慎之认为，从此，“斯大林的威信一落千丈。这对中国伸张民族利益来说当然是一件大好事。毛泽东也是私心窃喜，但是他又不能不担心，由此引起的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危机，有可能引发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危机，而且还可能影响到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在上升的地位，影响到他在今后领导世界革命的思想资源。因此他真可说是殚思竭虑，两面作战。一方面需要顺势批评一下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一方面又必须挽救斯大林的威信，把后者定为‘功大于过 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三七开’)。这表现在按他的意志起草的两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煌煌大文上(前一篇发表于一九五门年四月五日，后一篇发表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并且以此为标准逐步展开批判各种国内外被他认为偏离马列主义的修正主义。”李丹慧认为，虽然苏共二十大基本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作为其对内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总路线(这也是此后双方争论的重要议题)。但“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只是在全盘否定斯大林等问题上持保留态度，特别是在对斯大林评价的问题上，表明了与赫鲁晓夫的不同观点。”而在波匈事件后，毛泽东“对苏联的批评大为升格”，认为赫鲁晓夫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列宁这把刀子也被丢掉相当多了，并开始在党内高级干部中公开中苏关系出现的矛盾。

　　关于波匈事件对中国的影响。李丹慧认为，波匈事件使毛泽东转而否定了中共八大关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矛盾的正确结论，在八届三中全会上重新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对苏共二十大及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本意从阶级斗争的角度产生了怀疑，对苏联的非斯大林化现象由喜大于惧转为惧大于喜，增加了对苏联的戒心，也影响了中国对苏政策的制定。另外，“中国参与对波匈事件处理的结果是，使毛泽东和中国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影响大提高，而赫鲁晓夫和苏联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则受到相当冲击。”而曲星认为，在处理波匈事件的过程中，中共认定“苏联这种轻率地对涉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重大问题作出重新评论，事先又不与别国党协商的做法，本质上是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其“对于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和共同事业，必然带来严重的损害。”关于“三和”路线。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试图缓和同西方的紧张关系，苏共二十大提出了其对外关系的总路线、总政策，即后来概括的所谓“三和”路线：“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对于“三和路线”，曲星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在长期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走过来的，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新中国自成立起一直处于西方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之中，美国军事力量存在于台湾，美蒋有军事同盟条约，蒋介石始终未放弃反攻大陆的军事骚扰活动。历史和现实不能不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共处总路线’、‘和平过渡’新观点表示怀疑。”郭美兰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郭认为，“从中苏双方对‘三和’路线的分歧来看，应该承认苏共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虽然在提法上存在某些片面性，而中共的观点则带有明显的‘左’倾教条主义色彩。随着中共的进一步‘左’转和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共的这一色彩更浓厚。到中苏大论战爆发以后，中共竟错误地把苏共正确的观点或基本正确的观点笼统地斥之为修正主义。”关于1957年莫斯科会议。李丹慧认为，这次会议“表面上以苏为首，而实际上是中苏共同主事。”在会议上，“在中苏两党密切合作的表象下，毛泽东精神振奋，谈笑风生，说话算数；而赫鲁晓夫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困境，只能勉强趋从，忍气吞声。这无疑也为中苏结怨埋下了种子。”杨奎松则对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心态及l1月18日讲话进行了分析，认为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很有些轻视，在讲话中某些措词的不准确和在东西方世界的不同理解造成苏联对中方的不满。关于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对这一问题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以朱瑞真、曲星、李捷等为代表，认为“苏联领导人养成了指手划脚、发号施令的习惯。中国领导人对一切有损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问题十分敏感。在斯大林时期，中国领导人对苏联一些有损中国主权的做法，不得不咬紧牙关吞下去。

　　但到5O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领导人再也不能容忍别人干涉中国内政了。”因为“以中国当时海军装备的状况，根本不可能在联合舰队中有真正的发言权，? ? 实际只能是中国提供海军基地，苏联出军舰，而苏联军舰当然是听苏联的指挥。苏联实际上是想恢复其在国民党时期曾经在旅顺占有的海军基地”，反映了苏联的大国主义心态和谋求控制中国的企图。① 因此，这两件事一是伤害了中国的民族感情；二是因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就一直在谋求同苏联建立一种平等的盟友关系，而不是一种战略上的附庸关系。中共强调的是独立自主，而非接受苏联的“核保护伞”。⑦另一种意见以沈志华0、李丹慧④ 等为代表，认为“苏联领导人的想法本无恶意，提出合资建设电台和组建联合舰队本身也没有涉及国家主权问题”，“赫鲁晓夫的本意还不是想要控制中国，其主旨是要在与美国对抗的冷战中在远东地区把握住有利的形势及条件。而毛泽东对此事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表露出他对相邻的这个核大国具有极度的不信任感和戒心，并由此敏感地认为‘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赫鲁晓夫是要控制中国，中国的主权、独立受到了威胁。”这“固然与他的个人性格有很大关系，但更重要的恐怕在于中苏之间同盟关系此时发生的微妙变化，以及在这一变化中毛泽东本人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