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家庭养老支持力度受子女受教育程度影响大小的研究

【摘要】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及其伴随的“空巢”问题，给政府、社会及家庭提出了除经济供养之外更加迫切和复杂的养老要求。教育投资对整个国家和每个国民非常重要，在宏观方面，可以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在微观方面，可以帮助个人立足社会、参与竞争、获取收入。当今中国，尽管政府重视教育事业，日益扩大对初高等教育的投入，但限于农业人口占据主导地位的人口结构、农村教育资源供应的严重不足以及高等教育的昂贵学费负担等诸多因素，综合导致农户子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依旧偏低。教育支出与养老支出的权衡是人口科学中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文认为，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与养老支持之间具有某种正向相关性。本文从家庭、学校、职业教育出发，基于468名农村子女的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农村子女受教育状况对家庭养老支持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学校教育（特别是受教育时间）对家庭养老支持影响最大，其次是职业教育（特别是教育成效），再次是家庭教育（特别是父母受教育时间）。此外，本文还根据研究结果，从子女受教育方面为家庭养老支持提出了政策性启示。
 
【关键词】 农村； 子女教育； 家庭养老支持； 结构方程模型；

1 绪论

1.1 选题背景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社会保障体系依然不健全，老龄化和空巢问题给政府、社会及家庭提出了除经济供养之外的更加迫切和复杂的养老要求。李强（1998）认为，社会支持是个体之间社会资源互相交换的过程，其目的可以帮助人们获得社会需求满足[3]。张友琴（2001）认为个人可以通过正式的制度性支持和非正式的非制度化支持来满足[4]。大卫.切尔（2005）认为每个人拥有一个由家庭成员、朋友和亲戚朋友所组成的私人社会支持网络[5]。从 Cantor Little(1985)的社会支持层级模式来看,亲属(特别是配偶和子女)是社会支持的核心,其次是朋友、邻居,最后才是社区、机构和政府这些非正式组织，因此，老年人与成年子女之间的亲子支持在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中非常重要[6]。亲子支持包括老年人给予子女的支持和获得的子女支持[7]。Lee＆Netzer（1995)认为老年人给予子女和获得子女的支持水平具有一致性，应该同时考察[8]，也有些研究者比如 Silverstein＆Parrot（1995）认为应该分开考察两者之间的这种支持[9]。在当今中国农村中，教育和婚嫁花费是社会化后父母抚养子女阶段最为主要和必不可少的支出[10]。本文认为，老年人给予子女的和获得子女的支持的水平具有相关性，父母给予子女的支持以教育支出为主，子女给予父母的支持主要表现为养老支出（养老支持）。教育一直是影响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个人而言，所受教育及其形成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可以支持他进入社会时获取竞争优势，提高经济和社会地位，而微观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会影响子女未来的智力、知识和技能[11]。在当今中国农村中，父母对知识收益的较高期望会使其在青壮年时期将大部分经济收入、精力和情感投入子女教育投资和教育培养，而子女较高的教育素养会提高其日后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以及精神、文化诉求，作为对父母投资的回报，通常更愿意在父母年老时提供更多的养老支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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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根据上文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但是随着近些年国家计划生育的调控和人们“优生优育”意识的提高，我国新生出生率与人口老龄化不成比例地在降低。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口问题涉及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人口问题处理不好，将牵一发而动全身，引发社会其他问题，所以国家在人口问题上处之谨慎。我国拥有如此大的养老问题，将如何来应对呢？依据我国目前的国情，资金实力显然不够强大；同时，我国根深蒂固的传统“家”文化和“孝”文化的存在，学习西方，通过社会保障来处理人口养老，实际可控性不太强。本文通过论文研究，发现我国目前的养老问题仍然以家庭养老为主，研究也发现农村子女受教育状况对家庭养老支持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本文通过实证分析与验证，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三方面，具体分析农村子女受教育状况如何对家庭养老支持产生影响，有哪些因素对家庭养老产生影响，从教育方面为政府处理老龄化问题提出政策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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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村子女受教育状况对家庭养老支持的文献综述

2.1 教育相关文献研究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综合素质的提高，教育成为雇主选择雇员的一个非常重要标准，教育对人们职业选择的影响作用也越来越大。美国社会学家布劳（Blau）曾对美国的职业分层与受教育年限关系进行认真研究后发现，在发达国家中，受教育水平与职业地位具有很高的正相关性，其相关系数达到了 0.73[23]。日本的觉得麻生诚通过调查得出，优秀人才社会地位与学历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即要取得专业技术性或管理性职位必须具备高等教育学历[23]。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过 2001 年“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研究得出，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是获取初次就业职业地位的最主要因素。这一因素的影响在各个历史时段都很显著，其中，中专以上文化程度者获得好的职业地位的机会更大于中专以上文化程度者[24]。索罗金（P．A．Sorokin）认为学校通过考试选择人才，使人才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流动来决定人们的社会地位。近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一直在探讨教育和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达成共识：教育影响个人收入分配[25]。P sacharopou los 等 (2002)研究表明，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世界平均教育明瑟收益率为 9.7%，其中亚洲和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为 9.9%和 7.5%[26]。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分别在 1988 年和 1995 年进行了两次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结果是，1988 年城镇的教育收益率为 3.8%，1995 年提高到 5.9%[27]。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也进行了一项全国抽样调查，得出的结果是 1996 年城镇教育收益率为4%[28]。中国教育的经济收益率在 90 年代后期速度提高得更快。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 2002 年对中国五大城市进行了调查，数据结果估计的教育收益率为 10%[29]。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对个人收入高低具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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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8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