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改革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

发布时间：2018-03-07 06:30

本文选题：户籍制度改革　切入点：农业转移人口　出处：《湘潭大学》2016年博士论文　论文类型：学位论文

【摘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国家正在实施的重大战略。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转移人口向城市或东部沿海地区集聚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也是继续发挥我国城市规模经济效应的保障。但是长期存在的二元户籍制度及其粘附制度通过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强化了城乡差异,成为了长期阻碍市民化进程的制度壁垒,进而导致城乡居民意识与行为的分化。二元户籍制度的城市倾向性和牺牲农村利益等不合理状况难以满足市场经济下的要素配置需求,隐性户籍墙长期将农民工排斥在城市资源配置体系之外,使得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必须经历空间转变与职业转变的身份市民化、社会权利的市民化、意识与行为的市民化三个阶段。短期内户籍制度改革必须面临巨大的公共成本和私人成本,长远来看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提高城市化水平、扩大劳动力市场规模、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城乡一体化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研究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呈现出割裂的阶段性特征。从国家或地区层面来来看,市民化程度可以分为市民化水平和市民化质量两个维度。市民化水平表示农业人口离开土地和进入城市的程度,市民化质量表示农业人口融入城市的程度。从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看,市民化程度表现在身份权利市民化和行为意识市民化两个方面。提高地区市民化水平表现为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身份、权利的市民化,提高地区市民化质量表现为实现农业转移人口行为意识的市民化。户籍制度及其粘附制度的改革则通过推进劳动力自由流动、人力资本平等提升、公共服务均等供给、城市常住人口行为意识的趋同化等途径,进而提升市民化水平和提高市民化质量。本文对我国户籍制度的建立、改革演变历程及农村人口转移和市民化动态分析发现,市民化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与户籍制度改革、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保持基本一致。目前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仅实现了身份和职业的市民化,实质上并没有真正在权利、行为与意识上融入城市体系,意味着仍有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口成为了弱势群体,难以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福利待遇。户籍身份差异加剧了不同户籍群体之间的福利差距,农业转移人口长期停滞在职业转变而未实现行为意识市民化必然会影响市民化、城镇化进程与质量。户籍制度与粘附制度形成的制度体制仍然是制约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主要障碍,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不仅仅是居民身份的变化,而是更深层次和更广泛的融合与平等。然而,在城乡一体化的户籍制度改革背景下,市民化进程的诸多障碍和瓶颈与长期存在的二元制度体系、经济因素等其他因素紧密有关。本文在已有研究分析和历史演进分析基础上对地区市民化差异的决定因素、户籍制度对市民化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我国市民化呈现较为明显的地区差异,本文采用宏观数据分析区位、经济社会因素和政策对地区市民化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与户籍制度紧密相关的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对市民化水平的影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外资水平之外的因素的影响具有地区差异,其中非农产业发展有利于地区市民化;第三产业发展显著促进沿海地区市民化水平,在中西部的影响并不显著;就业率、金融发展对沿海省份市民化的促进作用显著;提高基础设施水平、农村劳动生产率有利于中西部市民化,在沿海地区却表现为抑制作用;房价水平与中西部地区市民化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国企比重越高不利于沿海省份市民化进程,外向型经济有利于提高中西部地区市民化水平;经济因素与政策因素使得沿海省份与直辖市的市民化区位优势得到增强;可见除了户籍等政策因素外,区位因素、经济因素也是影响地区市民化的重要因素。农业转移人口经历了身份变化和职业转变之后,会逐步要求其在政治权利、社会保障、就业、社会公共服务方面享受与城镇户籍居民相同的待遇,进而在意识与行为逐步嵌入城镇气息。弱化长期二元户籍制度下形成的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才能加速农业转移人口实现意识与行为市民化进程,本文采用CGSS_(2013)数据分析二元结构下农业转移人口行为与意识影响的具体特征,研究发现城乡居民的行为意识的确表现出户籍身份上的差异,其中户籍制度改革的直接机制在于城市流动人口获得“非农”或“居民”市民身份后长期的城市生活,在流动、教育、收入、居住环境改变等间接机制作用下,移民和居民户籍人口媒体使用情况、空闲时间从事的活动、居民政治参与、言论自由、工作自由及认知能力等行为、意识与市民呈现缩小和趋同的趋势,在缩小或趋同过程中仍然受到居民过去所处环境的影响,不同户籍身份居民所处环境、生活经历、教育、收入的差异上对居民的行为产生影响。可见户籍制度改革逐渐深化的过程中,限制人口流动的阻力和其他分化现象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会逐渐减小,不同户籍身份的居民的行为与意识将会逐渐趋同,但户籍因素对农业转移人口行为意识的影响还将持续且明显。从国家层面来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涉及到经济发展程度、制度供给、成本分担、公共服务提供等诸多方面;从个人层面来看,市民化涉及到户籍身份的转换、综合素质的提升、市民价值观念的形成、就业权益的维护以及生活方式与行为习惯的转型等诸多方面。本文根据上述研究,提出以深化城乡一体化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均衡人力资本投资,强化金融发展与效率,推进外向型经济发展,建立多渠道市民化成本分摊机制与培育社会资本。通过推进全方位改革,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协同推进机制,从而更有效地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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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单位】：湘潭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6
【分类号】：D631.42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