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盆地丘陵山地区农村社区化：动力机制与规划策略
发布时间：2020-12-06 08:39
纵观中国数千年农耕文明史,小农经济模式下的传统乡村聚落基本延续着其乡土性,即乡村聚落紧紧依附于特定地域范围的土地空间,并逐渐发展为以地缘、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内生型封闭共同体。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全球化、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动下,乡村聚落演变日益加速,并逐渐成为地理学、景观生态学和土地利用转型等研究领域以及土地管理部门关注的焦点。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和城市发展的日益繁荣,乡村地域系统陷入人口、土地、产业和治理等要素全面衰退的境况。近年来,土地集约利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需求构成了农村聚落从分散到相对集聚的农村社区化过程的直接动力。在“人本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导向下,农村社区建设势必朝着系统化和内涵式的方向发展。然而,诸多自上而下的实践凸显了当前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的功利化倾向、功能定位模糊、机械式整合和政策机制不匹配、规划理论薄弱等问题。鉴于中国乡村的地域差异,农村社区的发展需以全面认识区域传统聚落特征及转型的客观规律为基础,从而制定适宜的规划策略和政策机制。借助国家级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政策优势,成渝地区通过农村政策创新推动了广泛的农村聚落整治实践,大量分散的...
【文章来源】：西南大学重庆市 211工程院校 教育部直属院校
【文章页数】：158 页
【学位级别】：博士
【部分图文】：
中国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城镇化进程(1978—2017)
本研究的技术路线见图2-2。宗族关系是中国人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宗族的宗法精神贯穿于中国传统及近代社会结构中,是维系社会结构的纽带[205]。宗族是在中国广大乡村普遍存在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与欧洲的企业文化形成鲜明对比[206]。从概念上讲,本研究的宗族组织是指以家族利益和血缘关系为纽带而聚居的局地共同体[207],由具有共同宗族、彼此具有相互的忠诚和义务的个人或家庭组成。自第一个千年末期以来,宗族一直是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关键要素,甚至与正式的政治组织共享权力[208]。尽管现代法治已得到极大的完善和发展,但宗族组织仍然在中国社会中发挥着作用。尽管在近代一度被视为封建主义的象征和现代化的障碍,但它的确在农村集体行动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例如缓解地方冲突,提供非正式的约束机制和社区公共品,促进社会互助,农村福利分配和组织仪式等方面[206-210]。
为了探索人文因素的影响,本研究从江南丘陵区选取位于江西省吉泰盆地的泰和县为另一个参照区(图3-1)。江南丘陵区涵盖湘、赣两省中南部和浙西、皖南地区的大片低山和丘陵,大体上与四川盆地丘陵山地区类似,但乡村聚落形态以集聚为主。吉泰盆地位于江西省中部、赣江中游,面积1.87万平方公里。盆地四周为山体环绕,境内以低山、丘陵地貌为主,占80%以上。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地区,气候温和湿润,光照充足,雨量丰沛。年平均气温17.7~18.6℃,平均年降雨量1300~1600 mm。该盆地以肥沃的红壤为主,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西汉时期即已在此设庐陵县,经过晋至唐的开发,吉泰盆地成为江南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并孕育了璀璨夺目的庐陵文化。吉泰盆地是江西省最重要的商品粮、柑桔以及棉、麻等经济作物产地。水稻是主要的作物类型,种植历史悠久;旱作物包括油菜、芝麻、花生、红薯、马铃薯等。泰和县(北纬26°27′~26°59′)位于吉泰盆地西南部,以丘陵山地地形为主;农村聚落形态以集聚村落为主。泰和县宗族文化兴盛,是南方(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等省份)汉人宗族文化的典型代表[213,230]。由此可见,三个样区的气候、作物类型、土壤肥力、人口种族等对聚落形态存在潜在影响的因子比较接近。因此,通过三者的对比研究可以直观地考察地貌和人文因素对聚落形态的影响。在郫都区、合川区和泰和县分别抽取114、165和152个行政村作为各自区域的样本村(图3-1-b)。三个地区的样本村及其农村聚落的主要统计指标见表3-1。郫都区、合川区和泰和县样本聚落的平均密度依次为41.85 km-2、32.25 km-2和5.16 km-2,而样本聚落规模均值分别为0.38 hm2、0.24 hm2和0.89 hm2,中位数分别为0.16 hm2、0.14 hm2和0.25 hm2。不难看出,与泰和县的聚落相比,郫都区和合川区的聚落统计值较为相似,总体特征是密度大、规模小。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山区县域聚落演化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豫西山地嵩县为例[J]. 段小薇,李小建. 地理研究. 2018(12)
[2]论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J]. 龙花楼,张英男,屠爽爽. 地理学报. 2018(10)
[3]乡村空间辨析[J]. 李红波,胡晓亮,张小林,李智,袁源. 地理科学进展. 2018(05)
[4]基于自然主控因子和道路可达性的广东省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J]. 杨忍. 地理学报. 2017(10)
[5]论乡村重构[J]. 龙花楼,屠爽爽. 地理学报. 2017(04)
[6]基于农地流转的山地丘陵区土地整治技术体系优化及实证[J]. 信桂新,杨朝现,邵景安,钟守琴,魏朝富. 农业工程学报. 2017(06)
[7]乡村活化:东亚乡村规划与建设的经验引荐[J]. 张立. 国际城市规划. 2016(06)
[8]由碎片到整体:农村社区化治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构建[J]. 常明杰. 农村经济. 2016(08)
[9]隋朝至1949年山东省沂水县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格局及驱动力[J]. 张佰林,蔡为民,张凤荣,奉婷,张磊. 地理研究. 2016(06)
[10]基于内部用地结构及其功能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辨析[J]. 张凤荣,周建,张佰林.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16(05)
博士论文
[1]农村宅基地退出中农民权益保护问题研究[D]. 黄贻芳.华中农业大学 2014
[2]农村社区建设和发展中的资源整合研究[D]. 王晓征.华中师范大学 2014
[3]城乡一体化视域下农村社区建设研究[D]. 张卫静.山东大学 2013
[4]村庄转型的动力机制与路径选择[D]. 王萍.浙江大学 2013
[5]中国农村社区新型管理模式研究[D]. 王金荣.中国海洋大学 2012
[6]湖南农村聚居模式的演变趋势及调控研究[D]. 彭鹏.华东师范大学 2008
[7]城市化加速时期村庄集聚及规划建设研究[D]. 赵之枫.清华大学 2001
硕士论文
[1]河湟谷地史前聚落分布与耕地格局演变[D]. 牛奥运.华侨大学 2018
[2]“万顷良田”建设与乡村的终结[D]. 季钦.南京大学 2014
[3]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D]. 陈白淼.华中农业大学 2010
[4]成都平原传统场镇研究[D]. 傅娅.西南交通大学 2003
本文编号：2901081
【文章来源】：西南大学重庆市 211工程院校 教育部直属院校
【文章页数】：158 页
【学位级别】：博士
【部分图文】：
中国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城镇化进程(1978—2017)
本研究的技术路线见图2-2。宗族关系是中国人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宗族的宗法精神贯穿于中国传统及近代社会结构中,是维系社会结构的纽带[205]。宗族是在中国广大乡村普遍存在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与欧洲的企业文化形成鲜明对比[206]。从概念上讲,本研究的宗族组织是指以家族利益和血缘关系为纽带而聚居的局地共同体[207],由具有共同宗族、彼此具有相互的忠诚和义务的个人或家庭组成。自第一个千年末期以来,宗族一直是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关键要素,甚至与正式的政治组织共享权力[208]。尽管现代法治已得到极大的完善和发展,但宗族组织仍然在中国社会中发挥着作用。尽管在近代一度被视为封建主义的象征和现代化的障碍,但它的确在农村集体行动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例如缓解地方冲突,提供非正式的约束机制和社区公共品,促进社会互助,农村福利分配和组织仪式等方面[206-210]。
为了探索人文因素的影响,本研究从江南丘陵区选取位于江西省吉泰盆地的泰和县为另一个参照区(图3-1)。江南丘陵区涵盖湘、赣两省中南部和浙西、皖南地区的大片低山和丘陵,大体上与四川盆地丘陵山地区类似,但乡村聚落形态以集聚为主。吉泰盆地位于江西省中部、赣江中游,面积1.87万平方公里。盆地四周为山体环绕,境内以低山、丘陵地貌为主,占80%以上。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地区,气候温和湿润,光照充足,雨量丰沛。年平均气温17.7~18.6℃,平均年降雨量1300~1600 mm。该盆地以肥沃的红壤为主,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西汉时期即已在此设庐陵县,经过晋至唐的开发,吉泰盆地成为江南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并孕育了璀璨夺目的庐陵文化。吉泰盆地是江西省最重要的商品粮、柑桔以及棉、麻等经济作物产地。水稻是主要的作物类型,种植历史悠久;旱作物包括油菜、芝麻、花生、红薯、马铃薯等。泰和县(北纬26°27′~26°59′)位于吉泰盆地西南部,以丘陵山地地形为主;农村聚落形态以集聚村落为主。泰和县宗族文化兴盛,是南方(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等省份)汉人宗族文化的典型代表[213,230]。由此可见,三个样区的气候、作物类型、土壤肥力、人口种族等对聚落形态存在潜在影响的因子比较接近。因此,通过三者的对比研究可以直观地考察地貌和人文因素对聚落形态的影响。在郫都区、合川区和泰和县分别抽取114、165和152个行政村作为各自区域的样本村(图3-1-b)。三个地区的样本村及其农村聚落的主要统计指标见表3-1。郫都区、合川区和泰和县样本聚落的平均密度依次为41.85 km-2、32.25 km-2和5.16 km-2,而样本聚落规模均值分别为0.38 hm2、0.24 hm2和0.89 hm2,中位数分别为0.16 hm2、0.14 hm2和0.25 hm2。不难看出,与泰和县的聚落相比,郫都区和合川区的聚落统计值较为相似,总体特征是密度大、规模小。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山区县域聚落演化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豫西山地嵩县为例[J]. 段小薇,李小建. 地理研究. 2018(12)
[2]论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J]. 龙花楼,张英男,屠爽爽. 地理学报. 2018(10)
[3]乡村空间辨析[J]. 李红波,胡晓亮,张小林,李智,袁源. 地理科学进展. 2018(05)
[4]基于自然主控因子和道路可达性的广东省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J]. 杨忍. 地理学报. 2017(10)
[5]论乡村重构[J]. 龙花楼,屠爽爽. 地理学报. 2017(04)
[6]基于农地流转的山地丘陵区土地整治技术体系优化及实证[J]. 信桂新,杨朝现,邵景安,钟守琴,魏朝富. 农业工程学报. 2017(06)
[7]乡村活化:东亚乡村规划与建设的经验引荐[J]. 张立. 国际城市规划. 2016(06)
[8]由碎片到整体:农村社区化治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构建[J]. 常明杰. 农村经济. 2016(08)
[9]隋朝至1949年山东省沂水县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格局及驱动力[J]. 张佰林,蔡为民,张凤荣,奉婷,张磊. 地理研究. 2016(06)
[10]基于内部用地结构及其功能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辨析[J]. 张凤荣,周建,张佰林.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16(05)
博士论文
[1]农村宅基地退出中农民权益保护问题研究[D]. 黄贻芳.华中农业大学 2014
[2]农村社区建设和发展中的资源整合研究[D]. 王晓征.华中师范大学 2014
[3]城乡一体化视域下农村社区建设研究[D]. 张卫静.山东大学 2013
[4]村庄转型的动力机制与路径选择[D]. 王萍.浙江大学 2013
[5]中国农村社区新型管理模式研究[D]. 王金荣.中国海洋大学 2012
[6]湖南农村聚居模式的演变趋势及调控研究[D]. 彭鹏.华东师范大学 2008
[7]城市化加速时期村庄集聚及规划建设研究[D]. 赵之枫.清华大学 2001
硕士论文
[1]河湟谷地史前聚落分布与耕地格局演变[D]. 牛奥运.华侨大学 2018
[2]“万顷良田”建设与乡村的终结[D]. 季钦.南京大学 2014
[3]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D]. 陈白淼.华中农业大学 2010
[4]成都平原传统场镇研究[D]. 傅娅.西南交通大学 2003
本文编号：290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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