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葛哈德在新中国的重生——评傅东华1959年重译《珍妮姑娘》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和意义
美国作家德莱塞(1871—1945〉的长篇小说《珍妮姑娘》(1911) 1935年由翻译家傅东华(1893 — 1971)首度译入中国(1935a),这部作品是傅东华译作中除《飘》外,又一部广受欢迎和赞誉的译作。小说初译本《真妮姑娘》由中华书局出版,直排繁体字本,属《世界文学全集》之一,傅东华作序《德莱塞评传》(1935a)。1940年和1943年,分别在昆明和重庆的中华书局出重排本。1959年译者对译文文本作较大修改,几近重译,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59a),为横排繁体字本,由译自苏联柴苏尔斯基所作的《来自人民的姑娘——珍妮?葛哈德》(1959)为序。该版至1963年共出版三次,累计发行2.9万册。197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新1版时根据此前文艺版重印,潘庆齡作序,全文改为简体字,文字也略有改动,发行21万册;1990、2001、2007年译文出版社将该小说编入不同丛书出版,间或有各种细微修改,2009年出版时几乎不再有新的修正。1979年至今,傅译《珍妮姑娘》被视为外国文学名著中不可或缺的作品,不断重印发行。可以说傅东华翻译的《珍妮姑娘》自30年代问世以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这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1935年的初译本和1959年的重译本。前者是从无到有的开拓创举,后者则是从有到新的脱胎换骨。笔者将在本论文中着重分析这两部译作及其形成的来龙去脉。作于1911年的《珍妮姑娘》通过描写社会底层劳动人民和中上层资产阶级的生活、内心及相互纠葛,来反映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帝国主义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道德状况。这一作品在无产阶级阵营中被广泛翻译,用作反思或批判资本主义,这一译介目的和过程使译作中充满独特的张力。在中国,傅东华初译和重译《珍妮姑娘》相隔24年,其间社会历史发生了剧烈转变,社会变革急遽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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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目标与内容
傅东华两度翻译《珍妮姑娘》,是中外翻译史上较稀有的译者重译个案。正如笔者在1.1开头中所述,这一个案的独特张力引起了笔者的研究兴趣,而此后提出的诸多研究问题便是本论文试图探究和解答的。本论文的研究目标在于评定译本风格,确立译作地位,还原历史现场,重塑译者形象,探究重译理论。具体而言,就是在归纳《珍妮姑娘》傅东华初译本与重译本的译介过程(1935 —1959)与译本文本特点的基础上,从译者主体和社会文化语境两方面揭示两度翻译《珍妮姑娘》的动机、目标、制约因素的异同,探讨其异同及两者关系演变对译本发生与创作产生的影响,尤其是社会文化语境差异与傅东华自身发展对重译的影响,最终确立傅译《珍妮姑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翻译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并通过个案研究总结译者风格及其发展过程,探寻重译的本质特征、影响因素和研究评价模式。本论文将以傅东华1935年初译本《真妮姑娘》和1959年重译本《珍妮姑娘》为中心,着重研究译者翻译生涯演变、译介动机、文本比较、成因分析和重译理论等五个方面。第一,傅东华翻译生涯的演变研究。傅东华毕生译著百余种,46年(1913-1959)的翻译生涯历经多个不同时期,其译介实践和翻译思想因时而变,顺势而为,译介题材及风格策略几经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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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研究综述

2. 1傅东华重译《珍妮姑娘》的评介综述
2.1.1评介观点:字真句确,忠实条畅傅译
《珍妮姑娘》虽一直受到译界和读者好评,但在翻译批评和研究视野中,这一译事却并未引起如《飘》一般的热议和争论,在对傅东华翻译生涯评价中,该译作也未获得与《飘》等量相当的地位,相关译事译史很少在翻译理论和翻译史研究中详加论述。本章围绕《珍妮姑娘》、傅东华和重译三个关键词,梳理评述前人研究的成绩、偏误和疏漏,确立本研究的起点、内容和路径。第一部分针对译本评介,从评介观点、译例选取、评价视角三方面,评述有关傅译《珍妮姑娘》的翻译评介,寻找傅东华重译《珍妮姑娘》研究中的现存问题和应对策略;第二部分着眼译者主体研究,从译介活动、翻译风格、翻译思想和译史地位四方面总结傅东华翻译研究情况,从而寻找《珍妮姑娘》重译研究不足的缘由和本研究可切入的视角;第三部分立足重译现象,评述译论译史中对重译独特性、产生缘由及个案研究等讨论研究的已有成果和不足,重在寻找研究不足的根源,和重译个案研究可采取的路径和模式,为本论文研究和探讨傅东华重译《珍妮姑娘》的重译及其对重译研究带来的启示设定基本研究方向。1959年出版的傅东华译《珍妮姑娘》在译界广受赞誉。在傅东华译文评价中,其关注度仅次于《飘》,诸多文学翻译史著作中都对该作有专门评述(孙致礼,1996;袁锦翔,1987,1990;马祖毅,2006;查明建、谢天振,2007),被誉为傅东华的代表作(查明建、谢天振,2007: 488;马祖毅,2006: 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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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傅东华翻译研究与批评述评
2.2.1翻译活动:以《飘》代全,研必论
《飘》对傅东华翻译活动的最早关注可追述到1926年德畴的《评傅东华参情梦的翻译》。80多年来,傅氏数十种译本都得到评述,不仅有以文本为出发点的译现无法找到,仅见于傅东华1926年发表于《文学周报》221期的《关于参情梦的翻译》一文中有所提及。固然各人学术兴趣、研究方法、研究角度以及研究范围不同,探讨问题时所达到的广度、深度和侧重点不尽相同,但以《飘》代全,不免过于简单草率。诚然,《飘》具有其不可替代性和独特价值,但终究只是傅东华46年翻译生涯中百余部作品中的一部,无论从翻译题材、体裁,还是译风、译论,都尚不至于囊括其毕生翻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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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译随境迁文从时变:傅东华翻译生涯的演变.........43
3.1跌宕起伏:从文坛中心走向边缘.........43
3.2顺势而为:傅东华的翻译活动变迁.........49
3.3应时而变:傅东华的翻译思想发展.........69
第四章花开二度为异而译:左翼思潮下为革命初译,新政权中为人民重译.........88
4.1《珍妮姑娘》的诞生与世界旅行.........88
4.2初译缘起:左翼思潮下,革新社会改革文学.........93
4.3重译始末:建国之初,服务革命重塑文学.........132
第五章涅槃重生因译而异:从左翼思潮下的革命性到新政权中人民性.........175
5.1译例分析:从《真妮姑娘》到《珍妮姑娘》的变奏.........176
5.2成因分析:译者与语境的冲突与妥协.........239

第五章涅槃重生因译而异从左翼思潮下的革命性到新政权中人民性

5.1译例分析:从《真妮姑娘》到《珍妮姑娘》的变奏
因为在翻译过程中,语境只是影响因素的一方面。译者虽受制于语境,但不可否认,译者对语境有顺从,也有对抗,而且随着年龄增长、阅历变化其翻译观难免发生转变也会或多或少影响其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关系,影响译文的产生。勒费弗尔曾言,文学翻译往往受制于意识形态、文学观念和赞助人等因素,重写者在一定程度上改写、操纵原文,使之符合该语境的主导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以特定方式产生社会功用(Lefevere,1992: vii)。随着历史、社会和文化变迁,主导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相应发生变化,必然对以往作品重新做出评价:对遵从者加以鼓励和宣传,对背离者予以遏制和破坏。初译本《真妮姑娘》与重译本《珍妮姑娘》的产生相隔24年,跨越两个历史时期,社会文化语境的重大变化和差异,各因素相互交错,对各自语境中的译本和译者都进行了定义和制约。从《真妮姑娘》到《珍妮姑娘》,虽一字之差,但文本差之千里。两种译文虽隐约存有些许联系,但仍在整体上呈现出不同形态、风格和特质。本章将通过细读比较,从翻译策略的选择、意识形态的操控、文学观念的显现和汉语规范的构建等四个方面分析两种译本的联系与差异,在细致描述译本旳基础上,考察翻译动机和目的对两个译本形成的影响,及译本是否达到各自译介预期。同时,笔者将从社会文化语境和译者两方面分析译本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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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由于国家机器强调中国化、民族风格来创造具有“中国气派”的文艺,加之当代文学素有"生动活拨”、"喜闻乐见”的亲民大众化传统,使得文学广泛借鉴通俗和民间形式,甚至一些旧形式,力求作品形象化、典型化、通俗化、民族化。当然,这当中也有对读者的考虑。新中国的文学面向工农兵读者,但其文化教育水平不可与30年代的青年学生读者同日而语,因此在文艺创作中采用大众化策略是实为现实情况所迫,而从深层次上,是要在文艺大众化的基础上,实现文艺化大众的政治抱负。此时现代汉语规范化的要求也被提上议事曰程,翻译语言也要求符合中国的语言习惯。原本提倡博采众长充实大众语的傅东华,在重译过程中采用偏口语的标准普通话,让来自人民的珍妮姑娘用人民大众的语言来叙述,以标准的汉语来支持国家规范统一现代汉语和普及普通话的政策、体现个人的语文革新主张。建国后,尽管傅东华自己的一些主张与国家意志存有距离但他很大程度上服从国家意志,从参与翻译,到目标设定,再到具体实施,一再放弃自己的声音,融入国家政治文艺巨浪,因而重译后的《珍妮姑娘》基本顺应了时代需要,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当然,傅东华在夹缝中仍然找到发挥自己特长的空间,那就是走大众化的路线。重译中,他借助口语,广泛使用习语、俗语等形象化表达,频繁使用叠韵词丰富音效,排比对仗、四字格增多,译文朗朗上口,节奏起伏。这种种表现手法与他40年代以后翻译《飘》等通俗作品翻译方式相似,也与他早期翻译实践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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