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典籍朝鲜语读法口诀的类型
发布时间：2021-11-01 17:03
本文从古代朝鲜人民读汉文典籍口诀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入手,全面考察从7世纪发展起来并沿用至今的汉文典籍朝鲜语读法口诀类型,并分析各类口诀的表记方式和对汉文的译读方法。
【文章来源】：民族语文. 2020,(01)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9 页
【部分图文】：
符号标注区位图
《民族语文》2020年第1期59罗学者薛聪所创，朝鲜半岛高丽时期文献《三国史记》（1145年）中记载薛聪“以方言读九经，训导后生”，《三国遗事》（1281年）中也载有薛聪“以方音通会华夷方俗物名，训解六经文学”。但是，韩国学者南丰铉（1988）提出早于薛聪30年前的新罗华严宗义湘大师（625-702年）已开始使用释读口诀诠释佛经。无论释读口诀起始于薛聪或是义湘，应是成形于7世纪，同时用于译解儒经与佛教典籍，并一直沿用至13世纪末。另一方面，朝鲜半岛高丽光宗时期（958年）开始实行科举制度，其中“制述业”“明经业”科目的设置①，使得汉语文言的作文与汉文典籍的背诵与解读获得重视与普及。大约12世纪，一种既可背诵汉籍原文，又能理解其意义的新型汉籍读法——顺读口诀（或称为音读口诀）开始萌芽。顺读口诀与释读口诀不同，对汉籍原文以音读为主，忠实原文字句与语序，仅在句读间添加吐表记，以辅助理解，是一种对汉籍原文不完全、不彻底的翻译。随着半岛文人汉语文言水平的日渐提高，14世纪后，顺读口诀开始全面取代释读口诀。15世纪，朝鲜文（谚文）创制后，口诀资料中记入的吐表记由过去的汉字借字逐渐转变为朝鲜文，过去释读口诀对汉文典籍的翻译功能则由谚解完全替代，而顺读口诀作为背诵并辅助理解汉文典籍的最佳方式得以普及开来，沿用至今。韩国学者郑在永（2006）、南丰铉（2014）对在韩国发现的口诀资料及其类型有所论述。郑在永（2006）采用三种分类法对口诀资料的类型进行划分。第一种分类法是依据表记方式的差异将口诀分为符号口诀与文字口诀两大类，其中文字口诀又分为借用汉字表记的借字口诀与使用朝鲜文表记的朝鲜文口诀；第二种分类法依据对汉籍原文的
《民族语文》2020年第1期61图3“吐”表记符号种类这些符号有些因出现频率过低，不少尚未解读出来。同一种符号在不同的区位所表示的语音和语法意义不同，只有符号类别与所处区位结合起来才具有意义。一个位置确定的符号所对应的语言单位难以一言以蔽之，通常认为对应语音（音节或音素），因为发音相同的不同语素采用同位的同种符号。然而同一语素的不同形态也采用同位的同种符号表记，在这个意义上也可认为对应的是语素。如位于13号区位的单点（可记作[]13）通常表示朝鲜语中表话题的助词，这种助词在古代朝鲜语有5种交替形态（[n]、[nn]、[nn]、[n]、[n]）。同时它也可表示与话题助词发音相同的定语词尾，这种定语词尾同样也有多个交替形态。此外，“符号类别+区位”所代表的朝鲜语吐随宗派的不同呈现差异。比如同为11世纪的符号释读口诀资料的周本《大方广佛华严经》与《瑜伽师地论》，两种资料分属华严宗和瑜伽派两大佛教宗派，两者所使用的符号意义就有明显差异。而前者反而与一个世纪前的晋本《大方广佛华严经》符号表记方式基本一致。尽管不同的宗派所记符号口诀资料中的“符号类别+区位”所代表的意义有所不同，但在译读方法上基本一致。那么古代朝鲜文人具体如何利用这些符号译读汉籍文句呢？第一步要判断符号，找到句读处汉字上所标注的符号类型和所在的区位。第二步为符号译解，即对应出“符号类别+区位”所代表的朝鲜语吐，各宗派都有其传承的对应体系。然而仅仅如此还不能将汉语译读为朝鲜语。因为朝鲜语语序与汉语不同，谓语动词出现于宾语之后。对于语序问题，符号释读口诀采取的方法是集中在句末加吐，也就是说，一个包含动词的短语内所有的吐都集中标注在该短语最后一个汉字上。当句末汉字上出现多?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韩国借字表记的文字特征与汉字借用类型[J]. 俞晓红.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8(03)
[2]中国汉籍传入韩国研究[J]. 琴知雅. 国际汉学. 2015(04)
[3]朝鲜语“口诀”标注研究[J]. 金永寿,林强. 民族语文. 2014(02)
[4]古代韩国汉字特殊用法综述[J]. 李得春.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7(02)
本文编号：3470469
【文章来源】：民族语文. 2020,(01)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9 页
【部分图文】：
符号标注区位图
《民族语文》2020年第1期59罗学者薛聪所创，朝鲜半岛高丽时期文献《三国史记》（1145年）中记载薛聪“以方言读九经，训导后生”，《三国遗事》（1281年）中也载有薛聪“以方音通会华夷方俗物名，训解六经文学”。但是，韩国学者南丰铉（1988）提出早于薛聪30年前的新罗华严宗义湘大师（625-702年）已开始使用释读口诀诠释佛经。无论释读口诀起始于薛聪或是义湘，应是成形于7世纪，同时用于译解儒经与佛教典籍，并一直沿用至13世纪末。另一方面，朝鲜半岛高丽光宗时期（958年）开始实行科举制度，其中“制述业”“明经业”科目的设置①，使得汉语文言的作文与汉文典籍的背诵与解读获得重视与普及。大约12世纪，一种既可背诵汉籍原文，又能理解其意义的新型汉籍读法——顺读口诀（或称为音读口诀）开始萌芽。顺读口诀与释读口诀不同，对汉籍原文以音读为主，忠实原文字句与语序，仅在句读间添加吐表记，以辅助理解，是一种对汉籍原文不完全、不彻底的翻译。随着半岛文人汉语文言水平的日渐提高，14世纪后，顺读口诀开始全面取代释读口诀。15世纪，朝鲜文（谚文）创制后，口诀资料中记入的吐表记由过去的汉字借字逐渐转变为朝鲜文，过去释读口诀对汉文典籍的翻译功能则由谚解完全替代，而顺读口诀作为背诵并辅助理解汉文典籍的最佳方式得以普及开来，沿用至今。韩国学者郑在永（2006）、南丰铉（2014）对在韩国发现的口诀资料及其类型有所论述。郑在永（2006）采用三种分类法对口诀资料的类型进行划分。第一种分类法是依据表记方式的差异将口诀分为符号口诀与文字口诀两大类，其中文字口诀又分为借用汉字表记的借字口诀与使用朝鲜文表记的朝鲜文口诀；第二种分类法依据对汉籍原文的
《民族语文》2020年第1期61图3“吐”表记符号种类这些符号有些因出现频率过低，不少尚未解读出来。同一种符号在不同的区位所表示的语音和语法意义不同，只有符号类别与所处区位结合起来才具有意义。一个位置确定的符号所对应的语言单位难以一言以蔽之，通常认为对应语音（音节或音素），因为发音相同的不同语素采用同位的同种符号。然而同一语素的不同形态也采用同位的同种符号表记，在这个意义上也可认为对应的是语素。如位于13号区位的单点（可记作[]13）通常表示朝鲜语中表话题的助词，这种助词在古代朝鲜语有5种交替形态（[n]、[nn]、[nn]、[n]、[n]）。同时它也可表示与话题助词发音相同的定语词尾，这种定语词尾同样也有多个交替形态。此外，“符号类别+区位”所代表的朝鲜语吐随宗派的不同呈现差异。比如同为11世纪的符号释读口诀资料的周本《大方广佛华严经》与《瑜伽师地论》，两种资料分属华严宗和瑜伽派两大佛教宗派，两者所使用的符号意义就有明显差异。而前者反而与一个世纪前的晋本《大方广佛华严经》符号表记方式基本一致。尽管不同的宗派所记符号口诀资料中的“符号类别+区位”所代表的意义有所不同，但在译读方法上基本一致。那么古代朝鲜文人具体如何利用这些符号译读汉籍文句呢？第一步要判断符号，找到句读处汉字上所标注的符号类型和所在的区位。第二步为符号译解，即对应出“符号类别+区位”所代表的朝鲜语吐，各宗派都有其传承的对应体系。然而仅仅如此还不能将汉语译读为朝鲜语。因为朝鲜语语序与汉语不同，谓语动词出现于宾语之后。对于语序问题，符号释读口诀采取的方法是集中在句末加吐，也就是说，一个包含动词的短语内所有的吐都集中标注在该短语最后一个汉字上。当句末汉字上出现多?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韩国借字表记的文字特征与汉字借用类型[J]. 俞晓红.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8(03)
[2]中国汉籍传入韩国研究[J]. 琴知雅. 国际汉学. 2015(04)
[3]朝鲜语“口诀”标注研究[J]. 金永寿,林强. 民族语文. 2014(02)
[4]古代韩国汉字特殊用法综述[J]. 李得春.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7(02)
本文编号：3470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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