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微观经济角度探索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和转型过程(4)

四　检验结果

(一)数据来源本文的微观企业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职称论文范文此数据库包括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和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上的其他工业企业,数据指标包括资产总量、销售额、债务、职工人数和工资等财务指标。由于浙江省在2002年“扩权强县”改革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根据研究需要,我们选取了浙江、福建两省2003~2005年注册在市区(包括市辖区)和县的全部企业数据。另外,浙江、福建两省GDP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指数等宏观经济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浙江统计年鉴》和《福建统计年鉴》。需要交代的是,微观数据中只有被解释变量和工资增长率用到了2003年的数据,其他解释变量的数据主要来自于2004年和2005年。

(二)描述性统计由于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我们将全部样本区分为4个子集:浙江的县辖企业(实验组“被试”)、福建的县辖企业(实验组没有“被试”)、福建的市辖企业(控制组)和浙江的市辖企业(控制组),并将其重要指标描述性统计归结于表1。直观上看,实验组中是否“被试”效果还是明显的,无论是销售收入增长率还是资产增长率,浙江省县辖企业的均值都高于福建省。这种区别既可能是由于“扩权强县”改革,也可能是由于其他历史、文化和其他经济制度造成的,还可能是由企业财务结构、行业前景、员工素质等个体差异带来的,所以还需进一步严谨地统计检验。　　

另外,表1显示,福建省企业的人均工资增长率平均高于浙江省企业。同时,浙江省企业的杠杆均值高于福建省企业,这可能是因为浙江省民间金融较为发达,企业外部融资成本较低的缘故。

(三)回归结果分析应用双重差分模型,我们分别以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和资产增长率作为因变量进行了回归,结果列于表2和表3。考虑到可能存在异方差,所有的系数都是稳健性方差估计。表2报告了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其中我们最关心回归模型中浙江省与县辖企业的交互项系数,可以发现在控制企业个体差异和宏观环境后,“扩权强县”会让县辖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率和资产增长率分别显著地提高1. 3和2. 7个百分点。由于双重差分方法估计的是因果关系,说明浙江省扩大县政府的财政权限和经济管理权限确实促进了经济增长。理论上,这种正面效应可能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1)从激励理论看,县政府财权的扩大一方面改善了当前财权与责任不相匹配的状况,其发展经济的参与约束更容易满足,可能会更着眼于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和企业生存环境,通过中长期的经济增长获取税收和官员晋升的机会,而不是侵犯产权获取短期的收益。另一方面,财政“省直管县”也让县政府经济权限的扩大成为可信承诺,县政府不必担心前景较好的招商引资项目被上级市政府夺走,提高了县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

(2)从信息收集和规制角度看,由于中国县的面积、人口都相对较大,经济管理权限下放可能更有效率。首先,县级政府辖区范围相对于地级市缩小,其制定正确政策所需信息的维度减少。①其次,县政府自主权扩大,许多政策不需要请示市级政府,减少了“委托-代理”层次,加快了信息传递速度,使行政效率大大提高。再次,投资审批、对外贸易等经济管理权力的下放使得管制层级降低、管制机关变少,降低了企业被寻租的可能性。这对于中国转型过程中市场发育,促进民间的创业和创新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3)从政府与金融市场的关系看,财权的下放可能弱化县政府从财政收入以外的渠道获取融资(如通过“城市投资公司”获取贷款)的激励,从而减少了对市场资金的挤出效应,降低了企业融资的难度。在其他控制变量中,企业规模的系数显著为负,证实了我们关于规模较大企业发

展更为平稳的猜想。企业财务杠杆系数在两个回归中符号有差异,原因可能是杠杆较高的企业可能通过债务融资完成了先期投资,因而销售渠道更丰富,产品质量也更高,销售收入增长也更快,但相应地,这些企业新的投资也会更为平稳,因而资产增长率更慢。另外,实际GDP增长率的系数值较大且非常显著,尽管时间跨度较短,但也部分验证了经济周期对工业企业增长的重大影响。表2中国有控股企业变量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国有企业发展速度更缓慢。这也提醒我们,“扩权强县”可能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影响不同。于是,我们将全部样本分为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分别回归,其结果见表3。 观察表3可以发现,非国有企业样本的回归结果与全样本基本相同,但在国有控股企业的样本回归中,关键解释变量“扩权强县”无论是系数值还是显著程度都下降了,特别是对销售收入增长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异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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