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景观的分析维度与理论构建

发布时间：2016-12-01 15:17

  本文关键词：语言景观的分析维度与理论构建，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语言景观的分析维度与理论构建 投稿：高謢謣

 

 

语言标牌（linguisticsigns）作为展示信息的载体和媒介，在当今的现实世界中触目可及。尤其是在大都市，林林总总的楼牌、店牌、广告牌已成为市中心和商业区的典型标志。语言呈现的物质载体和形式日益多元化，加之后现代社会中人们语言意识的觉醒，一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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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尚国文赵守辉

外国语 2015年03期

　　语言标牌（linguistic signs）作为展示信息的载体和媒介，在当今的现实世界中触目可及。尤其是在大都市，林林总总的楼牌、店牌、广告牌已成为市中心和商业区的典型标志。语言呈现的物质载体和形式日益多元化，加之后现代社会中人们语言意识的觉醒，一门新兴的社会语言学分支学科——“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研究便应运而生。语言景观研究旨在考察“某个属地或区域公共与商业标牌上语言的可见性与突显性”[22：23]。自此概念提出以来，各类标牌及其语言选择背后的动因和机制受到学者们广泛关注，语言景观迅速成长为社会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一个热点课题。据我们视野所及，近几年内出版的有关语言景观研究的专著或论文集已超过十部（如[5；14；16；20；35；36]等）。国际知名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与World Englishes分别在2006和2012年刊载了语言景观研究专号，而在其他期刊上发表的语言景观研究的单篇论文则不计其数。最近，荷兰著名的John Benjamins出版公司还推出了题为Linguistic Landscapes：An International Journal的专刊，由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Elana Shohamy及Eliezer Ben-Rafael两位教授担任主编，专门发表以语言景观为主题的研究成果。我们曾撰文对语言景观研究的方法论和分析框架进行过宏观介绍[41]，但并未谈及该领域所探讨的具体问题以及学科本身的理论构建情况。本文将继续对国际上的语言景观研究进行梳理，着重讨论该领域的研究内容或维度以及理论基础，以帮助语言学者进一步了解这一社会语言学前沿领域的研究动态。本文对语言景观学科本身的细节阐述与之前的宏观介绍互为补充，应可以更全面地展示该领域研究的整体面貌，从而为我国的相关研究开拓思路。

 

　　2.语言景观研究概况

 

　　2.1 语言景观的概念之争

 

　　“语言景观”的概念最早由加拿大学者Rodrigue Landry与Richard Y.Bourhis提出并使用，他们认为公共设施如路牌、广告牌、街名、地名、商铺招牌以及政府楼宇的公共标牌之上的语言共同构成一个地区或城市群的语言景观[22：25]。这是语言景观研究中引用最为广泛的定义，它以列举的方式标明语言景观是个宏观、总体性的概念，而出现在公共空间中的各类语言标牌都是其组成元素。这里的“公共空间”（public space）指的是社区或社会中不属于私人财产的任何空间，如街道、公园、社区中心、公共机构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考察范围的扩大，语言景观的分析已不局限于公共空间里的标牌，私人空间里的标牌也已进入研究视野，如实验室内部的语言陈列等[15]。

 

　　使用“语言景观”一词概括标牌意义的研究虽已获得广泛认可，但也有学者对这个术语提出质疑。我们知道，语言标牌属于人为构建环境的一部分，因此使用侧重自然景色的landscape 一词来概括该领域的研究似乎并不恰切，如Spolsky就毫不隐晦地指出，“linguistic landscape”这个术语显得蹩脚、不妥当[37]。由于该领域开创性的研究都是考察城市地区的标牌语言，因此不少学者建议以“都市语言景观”（linguistic cityscape）称之（如[8；12；37]）。此外，对现实环境或空间中的语言所进行的研究还被冠以其他名称，如“场所符号学”（place semiotics）[33]、“公共空间语言”（language in the public space）[34]、“符号景观”（semiotic landscape）[20]等。这些概念的内涵或宽或窄，所涉及的研究对象也不尽相同，而“语言景观”仍是当前研究中最受青睐的名称。

 

　　2.2 研究对象与方法的特殊性

 

　　语言景观研究把语言标牌作为主要考察对象，以揭示语言规划机构、语言使用者、标牌读者之间的话语构建方式和过程。语言标牌是现实环境中用以陈列展示语言文字的物质载体，如路牌、街牌、楼牌、广告牌、警示牌、店铺招牌、条幅、标语等固定在某个空间位置的字牌，属于较典型的语言标牌，而诸如电子显示牌、车身广告等具有流动性、动态性的标牌也很常见。一般来说，语言标牌总是陈设于公众视线可及的位置，供人们阅读、参考或留意。对于周围数不胜数的各类语言标牌，人们除了偶尔会提取某些相关信息之外，一般意识不到其中所包含的语言行为和象征意义，而这恰恰是语言景观研究的核心。

 

　　语言标牌一般可分成官方标牌和私人标牌两类。前者又称自上而下的标牌（top-down signs），是政府设立的具有官方性质的标牌，如路牌、街牌、楼牌等，而后者又称自下而上的标牌（bottom-up signs），是私人或企业所设立的用作商业或信息介绍的标牌，如店牌、广告牌、海报等。由于两类标牌分别反映了官方的语言标准和民众的具体运用，研究二者的异同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一个社会或语言社区的语言实践与语言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差距以及为何有此差距。例如，Backhaus研究东京的语言标牌时发现，官方标牌和私人标牌在三个方面存在不同[1]。首先，包含的语言不同：私人标牌比官方标牌出现的语言种类要多，另外官方标牌上基本都有日语，但私人标牌上很多不含日语。其次，语言的功能不同：官方多语标牌上各语言提供对等信息，而私人多语标牌上不同语言可能提供不同信息。第三，语言突显程度不同：几乎所有的官方标牌都把日语作为主导语言，而有约40%的私人标牌以其他语言占主导。

 

　　语言景观研究的方法主要是确定研究地点，数据后加[41]。现代都市的商业中心或街道上的语言标牌数量众多，分布杂乱无章，为了能更有效地进行语言景观分析，研究者往往需要根据地理区域（如市中心或郊区）、功能场所（如邻里中心、校园）、标牌类型（如店牌、大型广告牌）等对研究目标加以限定。而搜集数据一般是使用数码相机把研究对象拍下来，然后进行整理、归类和统计，在分析中则需要阐释语言选择和使用背后的机制和规律。

 

　　2.3 语言景观研究的意义

 

　　语言景观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语言景观研究是了解一个地区语言生态的有效途径。语言标牌具有信息功能，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某个语言群体的地理边界和构成以及该社区内使用语言的特点。比如，一个地区的语言标牌上主要使用某种语言，我们便可断定此语言是该地区的主要用语；而某地多处设立多语标牌，则说明该地区多语共存的社会现象。其次，语言景观研究可以透视某个地域范围内的语言权势与族群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例如，主体语言比少数族群语言更有可能出现在地名或商业招牌中；对于存在语言竞争的社会，路名、地名等标牌上选择某种语言，表明官方认可该语言的主导地位，从而使讲该语言的族群相对于其他族群具有较有优势的社会身份。这些体现的都是语言景观的象征功能（symbolic function）。第三，语言景观研究的实证数据可以为语言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语言景观与社会语言环境之间是双向互动的关系：语言景观不仅反映社会语言环境，也有助于构建新的社会语言环境。语言景观对语言行为具有“激励效应”（carryover effect）：标牌上的语言作为视觉信息出现在人们面前，必定影响人们对各语言不同地位的理解，进而影响他们的语言行为，并最终构建新的社会语言环境。由于大到政府小到企业和个人都可以利用语言景观传达不同的思想信息，语言景观可说是影响实际语言政策的主要机制之一[34：58]。因此，决策者制定或修订语言政策时，语言景观研究的实证数据可用作参考，在重塑（reshape）社会语言环境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2.4 语言景观的早期研究及其局限

 

　　“语言景观”作为社会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崭新的领域是以Landry & Bourhis于1997年发表的论文为发端的。其实，大城市的语言标牌在此之前已受到不少语言学者的关注（见[1]）。例如，Rosenbaum et al.及Spolsky & Cooper分析过耶路撒冷地区的街道标牌的语言特征[31；38]，Tulp考察过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型广告牌的语言使用情况[40]，Monnier曾对加拿大法语区蒙特利尔市的语言景观进行研究[26]，等等。总体来看，这些先行研究为当今的语言景观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1）研究具有非系统性。这些零星的语言景观研究只是对个别城市环境中的语言使用情况进行了考察，在语言学领域并未形成重要影响。2）很多研究并非专门的语言景观分析，标牌上的语言只是总体研究项目中的一小部分。3）语料搜集和分析不完备。受技术条件的限制，很多研究只能依靠研究者的田野笔记，语料收集既费时又费力。4）视野不广、开掘不深。学者们对于语言景观关注的方面有限，而且对于标牌语言使用背后的制约机制也未做深入分析。

 

　　3.当今语言景观研究的认识论基础

 

　　一个研究领域或学科的兴起一般得益于一定的物质条件和思想准备，语言景观研究也不例外。数码照相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研究提供了工具和技术层面的便利，而以多元、解构、开放等为特质的后现代思潮则成为认识论上的催化剂。地球村现象和移民浪潮加速语言的融合，而上世纪末以来，学者们对技术乐观主义语言规划观所造成的负面效果所进行的反思尤为深刻。例如，受福柯微观权力观（governmentality）的启迪，权力被视作艺术和技术的体现，其柔性和无所不在的真实性对个体的实际控制能力、权力运作及影响方式等产生影响。而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如公共图书馆、剧院、博物馆、音乐厅、咖啡馆、茶室、沙龙、协会等，是现代社会中国家和私人生活之间的缓冲器（buffer），为公众表达观点和自由对话提供场所。但在资本主义后期，随着国家干预的强化，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自由主义公共领域受到侵蚀，“公”与“私”的界限不再清晰，用哈氏的话说，公共领域被“再封建化”（refeudalization）了。总之，在语言意识觉醒的思想背景下，探求语言生活现实的本真成为主旋律，语言政策研究者及实践规划者的关注点从宏大叙事走向实际领域，尤其是语言规划中自下而上的基层作用受到重视[42]。人们看到，像语言使用这样的人类行为，仅仅依靠国家行为所产生的控制力是远远不够的。针对语言具体应用领域（如家庭、学校、商业等）的微观规划渐受重视，导致研究视野不断拓展。语言景观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获得了空前的重视。

 

　　4.当前语言景观的研究维度

 

　　语言标牌有哪些方面值得研究呢？查阅以往的文献就会发现，语言景观研究关注的方面非常多，有必要加以梳理。我们认为，语言景观研究至少可以从五个语言学—社会学维度入手进行具体考察。

 

　　4.1 语言景观与语言权势和地位

 

　　如前文所述，在存在多语的国家和地区，语言标牌上选用哪种或哪几种语言、多语标牌上的语言顺序孰先孰后，背后往往都深藏着语言政策和规划的含义，绝非随意的选择。Landry & Bourhis就指出，语言景观与民族语言活力（ethnolinguistic vitality）密切相关[22]。在双语或多语国家或地区，语言景观中呈现的多寡是其活力水平的标志，关系到该语言的社会命运。因此，语言标牌如何通过层级性映射各个种族及其语言的权势和地位，是语言景观研究的重点。这里有两个有关族群语言呈现状况的概念值得关注：能见性（visibility）和突显性（salience）。前者指的是族群语言是否出现在语言景观中，是个“有”与“无”的问题，而后者则是指族群语言在语言景观中是否给予显著的地位，是个“主”与“次”的问题。在多种族共存的社会，族群语言在现实环境中的呈现状况是该语言活力高低的象征。在语言景观中的活力低，则族群语言的命运堪忧。尤其对于少数族群来说，本族群语言在景观中有一定的能见性对于该族群的语言维持非常关键。而突显程度与语言的地位紧密相关，居主导地位的族群语言在语言标牌中往往置于最突显的位置。语言呈现的比例常常反映不同语言群体相对的权势地位。例如Ben-Rafael等对以色列多语标牌的研究发现，在犹太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标牌使用最多的是希伯来语和英语，而阿拉伯语则几乎绝迹。而在阿拉伯语区，标牌上阿拉伯语常与希伯来语共现，希伯来语使用也很多[4]。这反映了以色列社会虽然二者都属于官方语言，希伯来语处于强势地位，阿拉伯语的地位则处于弱势。对于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语区，Shohamy考察发现，语言标牌大多使用阿拉伯语和英语，希伯来语则几乎见不到，她认为多语标牌上语言选择体现了政治上的分歧程度及由此产生的对统治者语言的排斥[34：121]。可以说，语言景观是研究少数族群语言的一个新的有效视角[14]。

 

　　需要注意的是，语言景观的形成过程很多是受操控的（manipulated），因此语言景观的能见性高不一定忠实地反映其实际的语言活力。例如，西班牙巴斯克（Basque）地区由于实施保护少数族群语言的政策，少数族群语言在语言景观中的可见性非常高[7]。另外，在威尔士，政府为了推行其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双语”制度，规定威尔士语与英语具有同等的地位，必须一视同仁，在语言标牌中也要创造威—英双语景观以达致“平衡性双语”的愿景[9]。因此，威尔士语在语言景观中的高出现率是“上级”主导的行为，而非威尔士语真实活力的体现。

 

　　此外，由于多语区的语言景观明确了语言及语言群体的权势和地位，因此常常成为弱势语言群体抗议的目标。例如，地名到底应该用少数族群语言还是主体语言常常形成语言冲突。Shohamy就发现，在欧洲的少数族群居住区，语言激进分子故意把标牌上的地名拼错，以此向外界传达语言权利斗争和领地诉求等讯息[34]。冲突不限于地名的使用，还可能涉及标牌语言的位置和突显程度等。语言景观中最能体现当地语言利益冲突存在的形式是涂鸦，少数族群常常通过在公共场所涂鸦的形式表达对当局语言政策不满，表达提升本族语言地位和认可度等方面的诉求[28]。可见，多语区的语言景观充满了无言的斗争，语言景观如何体现多语区的语言冲突也值得研究者关注。

 

　　4.2 语言政策与具体实施之间的落差

 

　　语言政策及其实施实效之间是否有落差一直是语言政策研究的热门话题，这是因为官方的语言政策在实施中经过层层稀释，到了执行层面常常变样甚至走向对立[2：61]。前文提到，官方标牌的语言通常体现政府的语言政策及语言意识形态，而私人标牌在语言使用上则有一定的自由度，不一定效仿官方标牌的呈现方式。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主管部门把标牌的语言使用列入语言规划的范围，出台专门政策规定媒体或教育中的语言使用。例如，马来西亚规定，公共场所中设置的广告牌、路牌等必须使用马来文，如写有英文、中文或泰米尔文，必须将马来文列在第一排，并要比其他语文的字体大、醒目。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法律也规定，所有的公共或私人标牌上，加泰罗尼亚语必须有所体现。此外，加拿大魁北克省1977年颁布法语宪章（也称作“101法案”），规定该地区立法和司法、工作、商业贸易、行政、教育等领域必须使用法语，所有的广告必须且只能使用法语，以此来捍卫法语的地位[13]。后来这些规定有所松动，其他语言在标牌中也获准使用，但同一标牌中必须给予法语优先地位。那么，官方的语言政策在语言实践中是否忠实执行就值得研究。例如，Monnier曾对魁北克省首府蒙特利尔的语言景观进行研究，以考察语言实践与官方政策是否相符。他发现，蒙特利尔的语言标牌整体上法语使用占主导地位，不过由于面对的顾客群有别，不同类型的店家使用法语的比例并不相同。另外，语言人口组成与店铺标牌的语言使用有密切关系，比如在东部，标牌中使用法语占绝对优势，越往西英语标牌越多，而在讲英语人口较集中的最西部，法语标牌最少[26]。总之，一个地方的语言景观体现的是事实上的（de facto）语言政策，与官方政策是否存在出入是一个有趣的课题。具体来看，对于官方标牌和私人标牌，我们可以研究标牌的语言选择、多语的排列方式及顺序、各种语言的突显程度、文字是否有翻译（部分或全部）、标牌放置的位置、材料等等。

 

　　4.3 标牌语言的形式特征

 

　　标牌上所用语言的本体结构特征是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之一。标牌语言在词汇选择和句法等方面不仅有别于常规的书面语，与普通文本的标题用语也有所不同，如常使用非完整句、无显性的衔接手段等。在当前的语言学研究中，广告语言的研究较多。如Myers发现，媒体广告经常使用命令句和问句，目的是为了创造“跟读者对话”的效果，但甚少使用礼貌性词汇，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让读者做惠及自身的活动时，无需礼貌手段”[27]。Rush则注意到，广告上的名词结构使用独特的语序，在长句中倾向于把产品或商标名称用于句首或句子靠前的位置[32]。至于其他类型标牌（如路牌、告示牌等）中的语言形式特征，则研究得不多。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是标牌上的语言或文字接触现象。由于各种语言互相影响，多语地区的语言标牌常常会有语码混合、文字替代等情况。由于许多标牌是语言混杂、创新或杂糅的高度创造性的展示，不同类型的语言接触现象会给言语社区的边界甚至语言的边界区分带来问题。理论上，多语标牌上的各种语言都可能夹杂其他语言的形式特征。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比如Huebner研究曼谷邻里地区标牌上的语言特征时发现，在大量的泰英双语标牌中，泰语文字使用英文词汇和句法很常见，而英文使用泰语词汇和句法规则的情况则没有出现[17]。这说明在全球化的作用下，英语对泰语使用产生了影响，而泰语对英语的影响甚微。总之，多语标牌上的语言形式是否受到言语社区内其他语言的影响值得深入探讨。

 

　　4.4 英语的国际传播和扩散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强势语言的国际传播和扩散成为必然趋势。尤其是英语，作为公认的全球通用语，在世界各地的应用日益普遍。语言景观恰恰可以为英语的全球化提供实体证据。英语国家的语言景观中大量使用英语自然不在话下，而非英语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景观中，英语通常也都会占据一席之地。例如，McArthur考察瑞典城市乌普萨拉（Uppsala）及瑞士城市苏黎世的街牌发现，使用英语的双语或多语标牌在两座城市中分别占45%和58%[25]。含有英语的语言景观中，英语与其他语言往往发挥不同的功能。乍看起来，商业标牌上的英语可理解为信息性的，主要瞄准外籍游客。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显然对于操非英语的当地人形成一种强烈的象征功能，英语也逐渐取得Phillipson所谓的“语言帝国主义”（linguistic imperialism）[29]的地位。英语在语言景观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使用英语标牌可以激活面向国际、面向未来、潮流、现代、成功等价值观[30]。例如，Curtin对台北的语言景观研究发现，英语作为时髦语言主要用作装饰功能，代表高质量产品、时尚都市身份、现代化和国际化视野等[10]。Hult在对瑞典城市商店橱窗和餐馆的多语标牌的研究中也发现，许多标牌上的英语是象征性的，标明国际性、全球性的价值观，，而瑞典语则是工具性或交际性的，传达实用性的信息[19]。另外，使用英语也会引起身份和权势问题，影响双语或多语的平衡。例如，印度英语有其自身特点，能够标明说话人上层社会阶层的地位。总之，英语在语言景观中的分布、地位和功能始终被作为语言景观研究的热点之一。

 

　　4.5 语言景观的历史维度

 

　　语言景观是动态、变化的，从历史维度加以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某个地区语言状况的历史演变及不同时期不同语言的地位变迁。例如，Spolsky & Cooper考察了东耶路撒冷老城区的语言标牌的特点，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标牌上语言的排列顺序总是把统治者的语言置于最上方，而英语的翻译也以统治者的语言为基准[38]。Leeman & Modan对华盛顿新修缮的唐人街上的标牌的研究也结合了历史和种族维度[23]。他们区分了语言景观构建的两次浪潮，其中上世纪70-80年代为第一次浪潮期，此时所开设的商铺大多是华人所开的小型商店，标牌大多发挥工具功能，所使用的英语或华语主要目的是面向潜在的顾客（包括讲英语的游客及讲华语的居民）。90年代为第二次浪潮期，此时所开设的店铺则多是大型的国际连锁店，这些店铺门口也都展示华语标牌，使得华语在该地区随处可见。然而，华语只是管理部门的一个设计元素，在商品化的景观中作为招揽顾客的装饰品。据此可以看出，语言景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不同功能，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语言景观值得研究的方面非常多，并不限于以上提到的这几个维度。例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语言景观中结合图像、声音、颜色等多模态（multimodal）的意义表征方式日益常见，可以说多模态的语言景观已经成为现代化都市的象征。那么各种模态对于语言景观中的意义表达有哪些贡献值得研究？又比如，语言景观对语言学习也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学校周围及校园内的语言景观非常普遍，那么语言景观如何在教育领域发挥作用也值得研究。此外，以上谈到的这些研究维度并不是独立的，语言景观研究往往结合多个维度进行考察。

 

　　5.语言景观研究领域的理论构建

 

　　为了把语言景观研究发展成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学者们尝试从多种视角构建该领域专有的理论体系（参见[36]）。尚国文、赵守辉[41]曾介绍过Scollon & Scollon[33]及Huebner[18]所提出的语言景观分析框架，但并未讨论语言景观的理论构建情况。这里我们简要介绍Ben-Rafael等提出的语言景观构建原则、Spolsky的标牌语言选择理论及Trumper-Hecht的景观分析的三维理论模型。虽然这些理论概括尚不成熟和完善，但对于该领域专门理论的成型却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5.1 语言景观的构建原则

 

　　现实世界中的语言景观看似杂乱无章，实则有内在的构建规律。Ben-Rafael从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出发，提出形成语言景观的四条构建原则（structuration principle）[3；4]。

 

　　第一，突显自我（presentation of self）原则。依据Goffman的观点，社会个体作为社会生活中的行动者，总是把自己具有的优势一面展现给他人，裨以达至期望的目标[11]。这个“自我优势展现”的原则也适用于语言景观的构建。在都市中心地带，商业标牌林林总总，竞相争夺路人的注意力，以吸引他们参与或执行标牌上的活动。语言标牌越稠密，各种标牌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而那些与众不同、标新立异的标牌往往更有机会获得路人的关注，从而在竞争中胜出。语言标牌竭力呈现自己的“不同凡响”之处，是语言景观构建最主要的原则。

 

　　第二，充分理性（good-reasons）原则。语言标牌以其独特性吸引路人的注意力，但标新立异背后也有趋同的一面，那就是理性地满足读者的需求。Boudon[6]指出，要影响公众的行为，行动者必须了解并尊重其感知、价值观、爱好、品位等，对公众需求的理性分析是追求目标时如何行动的关键。在语言景观中，我们看到无数的商家在标牌中一致强调舒适、豪华、潮流、名气等取向，以此来满足公众的需求与愿望。另外，在以象征价值为取向的现代社会，商业标牌创设者也会顾及顾客在成本效益方面的考量，因此标牌中也常体现经济实惠等理念。可以说，在商业化的公共空间中，预测并迎合顾客的动机和愿望是语言景观构建的一个重要原则。

 

　　第三，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原则。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盛行的时代，语言标牌在设计中常展示某种身份特征，以获得公众中某些群体的认同。该原则强调标牌对象主体身份归属，以“志趣相投”为基础来吸引潜在的顾客。如美食摊贩的标牌上显示“vegetarian”，不仅标明店家食物的特征，也与素食者构建了身份认同，以此招徕以素食为主的顾客。

 

　　第四，权势关系（power relations）原则。该原则关注一个语言群体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其他群体施加语言管控。根据布迪厄（Bourdieu）的文化资本论，特定场域内参与者范畴之间的权势关系是社会现实的主要部分[3]。在语言景观中，这个原则体现在强势群体能够对弱势群体使用语言资源的方式加以限制。例如，政府或官方机构是官方标牌的创设者，他们比起私人标牌的创设者（商家或个人）更有权势，因此经常对私人标牌的语言使用加以管制，如规定语言标牌必须把国语或某地法定语言放在突出位置。Ben-Rafael认为，把官方语言强加在语言景观中是权势霸权的体现，而权势关系在构建语言景观中的作用越大，越容易引起对抗[3]。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原则在语言标牌的设计中不一定同等重要，哪条原则更为突显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5.2 语言景观的语言选择理论

 

　　语言景观理论有必要关注标牌如何书写的问题。例如，Spolsky提出了公共标牌语言选择理论[37；38]。他认为，公共标牌上的语言选择通常应考虑三个条件或因素。1）使用创设者熟知的语言书写。语言景观的构建一般都会依此而行。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何没有文字系统的语言不会出现在标牌上，而使用外语书写的标牌上经常会有拼写错误。2）使用读者能读懂的语言书写。为了实现交际目的，标牌创设者要考虑读者的语言需求。这也是为什么外国游客经常光顾的地方英语标牌很常见，而少数族群聚居的地方常常会设立含有主要用语及该族群语言的双语标牌。3）使用自己的语言或者能标明自己身份的语言书写。这个条件常具有政治或社会心理意义，例如在多语区使用某种语言设立标牌，能表明标牌创设者属于哪个种族群体的身份。Spolsky认为，这三个条件是公共标牌语言选择理论应涵盖的主要部分，其中第一个条件是必要条件，而第二和第三个条件属于典型条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标牌。

 

　　针对Spolsky的理论，Kallen[21]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语言景观作为一种交际活动，除了语言的选择，还应包含至少三个层面的选择：1）语码选择，即语言的表征模式，如字体、颜色、置放等。2）语用选择，指的是标牌总体的交际功能，如指代、认知、描写等。3）读者选择，即标牌预期的读者。而对于语言选择来说，不仅包括选择某种语言，也应包括语言与信息的关系，例如各种语言信息是否对等、翻译属于全文翻译还是部分翻译等。该理论模型可以用来考察语言景观话语中的交际选择。

 

　　5.3 语言景观三维分析模型

 

　　法国社会学家及哲学家亨利·勒菲弗尔（Henri Lefebvre）从后现代的视角关注空间的社会性和空间得以产生的政治经济因素[24]。在他看来，空间并非静止的、实践的物质空间，而是一种社会产物，其形成是各个群体制约和权衡、追逐各自利益的政治过程。勒氏的空间概念包含三个维度：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构想空间（conceived space）及生活空间（lived space）。其中空间实践指的是人类在物质空间内的活动，这也是塑造生活空间结构的重要元素；构想空间指的由技术专家、规划者、政客及其他决策者所构拟的空间，即通过控制和支配等建立秩序；而生活空间则是居民和使用者的空间，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空间。勒氏主张用这三个紧密相关又不断演化的维度来阐释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及表征。

 

　　Trumper-Hecht根据勒氏的空间理论，认为语言景观也可以参照三维空间的理论加以解析[39]。勒氏认为，景观作为空间的视觉层面，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有时会成为社会群体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中地位争夺的焦点。语言景观恰恰也是如此。语言是社会、民族和种族身份的象征，语言景观会成为语言族群权势斗争的焦点，比如维护本族语言在公共空间的主导性，或者争取一定程度的能见性（visibility）。依据勒氏的理论，Trumper-Hecht认为语言景观研究应考察三个紧密相关的维度：1）实体（physical）维度，对应于勒氏的“空间实践”，即可观察到的、能用相机记录的标牌语言的实际分布情况。2）政治（political）维度，对应于勒氏的“构想空间”，考察决策者的观点和意识形态如何塑造语言景观。3）体验（experiential）维度，对应于勒氏的“生活空间”，考察居民或语言使用者对语言景观的态度和理解。总之，语言景观作为社会语言与空间范畴的现象，其理论和实践需要把握这三个维度及其内部关系。

 

　　综上所述，语言景观研究以后现代思潮中的多元理念为认识论源泉，以公共空间中的语言呈现为考察对象，探索标牌上语言形式背后的选择动因、意识形态、身份和权势关系等。自1997年以来，这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已经获得多个学科的广泛关注。本文的综述显示，在全球化和多语共存的现实语境下，语言景观中可供考察的层面非常多，学者们在该领域的理论构建方面虽已有一些成果，但仍属起步阶段。另外，虽然语言景观研究在方法论方面仍面临一些挑战，如分析单位如何确定、标牌创建者的意图不易获取等[13；41]，但发展前景是非常明朗的。应该说，语言景观研究大有可为，应引起学界的重视。我国学者对标牌语言也做过一些研究，但关注的焦点主要是语言特色和规范化问题，在理论视角与开掘深度方面与国际上的语言景观研究有不小的差距。希望本文对语言景观发展动态的介绍可以进一步引起研究者的兴趣，推动我国的语言景观研究。

 

作者介绍：尚国文（1979-），男，新加坡国立大学语言中心博士，研究兴趣：汉语语法、语言教育与规划（新加坡 117570）；赵守辉（1963-），男，挪威卑尔根大学外语系，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副教授，研究兴趣：汉语教学、汉字现代化、语言政策分析（上海 200083）。

 

语言标牌（linguisticsigns）作为展示信息的载体和媒介，在当今的现实世界中触目可及。尤其是在大都市，林林总总的楼牌、店牌、广告牌已成为市中心和商业区的典型标志。语言呈现的物质载体和形式日益多元化，加之后现代社会中人们语言意识的觉醒，一门新…

语言标牌（linguisticsigns）作为展示信息的载体和媒介，在当今的现实世界中触目可及。尤其是在大都市，林林总总的楼牌、店牌、广告牌已成为市中心和商业区的典型标志。语言呈现的物质载体和形式日益多元化，加之后现代社会中人们语言意识的觉醒，一门新…

语言标牌（linguisticsigns）作为展示信息的载体和媒介，在当今的现实世界中触目可及。尤其是在大都市，林林总总的楼牌、店牌、广告牌已成为市中心和商业区的典型标志。语言呈现的物质载体和形式日益多元化，加之后现代社会中人们语言意识的觉醒，一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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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关键词：语言景观的分析维度与理论构建，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本文编号：167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