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尔德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发布时间：2020-09-07 18:40

　　 作为唯美主义的集大成者,英国戏剧家、诗人、小说家及批评家王尔德,以其新颖鲜明的艺术观点、丰富独特的文学作品及惊世骇俗的生活实践,颠覆了传统的艺术理念和思想观念,对东西方文学产生了跨世纪的深远影响。本文拟从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视野,考察王尔德在现代中国文坛的传播与接受。 从1909年周氏兄弟将《快乐王子》最早译介到中国起,王尔德的童话、戏剧、小说、诗歌、散文以及文论,就源源不断地被译成中文,并在五四时期掀起一股译介和模仿王尔德作品的热潮。文学革命领袖陈独秀将王尔德当作新文学的楷模而大加推崇,五四时期译介最多、最受欢迎的是他的社会喜剧和童话,而他最具标志性的唯美主义旗帜则被有意或无意地遮蔽了。随着译介和研究的深入,唯美主义代表作《莎乐美》成为中国作家关注的焦点,经过创造性的误读,《莎乐美》中的反现代性被巧妙地置换为启蒙现代性,汇入了五四个性解放大潮之中,并在创作中被广泛模仿。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理论,被创造社和新月社以及其它一些社团流派所吸纳,成为其新文学建设的理论依托,对于新文学进行了一场“美的启蒙”,他的艺术化的人生观与创作风格,也对一批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现代文学宝贵的精神资源和文学资源。弥洒社、浅草—沉钟社、幻社、狮吼社等文学社团,则汲取了王尔德等人的“世纪末的果汁”,以异彩纷呈的创作,拓展了王尔德形象的内涵,挖掘出唯美主义的不同侧面。但是,这次“美的启蒙”又是一次“未完成的现代性”,由于先天不足,加上气候和环境的不适宜,美学现代性较之启蒙现代性,在中国的发展更为不健全,中国文学的主流独立性日渐消失,越来越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一支有生力量。 30年代京派和海派对于王尔德的接受与传承呈现出了巨大差别,同是一颗唯美主义的种子,在南北文坛却都发生了变异,结出了味道迥乎不同的果实。在社会战场上遭遇挫败后的京派作家,与王尔德一样选择了逃向艺术中寻求忘却与解脱,他们接受了王尔德唯美的生活态度,但是在行为方式上则更接近于向往闲情逸致、寄情山水的中国传统文人,追求冲淡平和、优雅纯正的艺术旨趣。在文学上,他们借鉴了王尔德的唯美主义主张,强调文学的独立性、个人性、审美性等基本特性,用来抑制文学的政治化倾向,却又无法忘情于社会人生,将文学看作是“人生的艺术”,寻求纯文学与有限定的功利主义的调和。他们以自由主义者的姿态,艺术地介入时代,延续着五四启蒙精神,他们对审美现代性的自觉追求,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多元化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海派作家则借鉴了王尔德快乐主义的生活观与非功利纯形式的艺术主张,谱写出了唯美主义的中国乐章,莎乐美形象由反抗传统的新女性蜕变为性感魅惑的都市魔女,王尔德本身则由五四时期启蒙主义的精神偶像蜕变为时尚的消费意象,在海派笔下,王尔德的唯美主义褪尽了固有的一层反抗庸俗与物欲的色彩,与唯美主义最初所要反驳的艺术商品化趋势彻底同流合污。 王尔德的译介在40年代陷入了低谷,影响日趋黯淡,但余波未尽,他的一些艺术理念已经渗入某些中国作家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中,在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现代主义的融会之中呈现出独特的文学风貌。在张爱玲身上集中体现了许多唯美主义者的特征,但在她那里,王尔德派的人生观,是同东方式的人生朝露的腔调混合在一起的,虽然作品机智的语言、华丽的词藻、绚丽的色彩和感觉化的意象与王尔德相似,但在唯美的外衣上蒙着一层灰暗的色调,与王尔德快乐主义的靓丽光鲜大异其趣。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家所关注的向来是社会问题、时代问题,而不是王尔德所关注的超越时代与社会的艺术问题。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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