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依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本文关键词：精神家园、情感依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精神家园_情感依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8138字 投稿：苏櫏櫐

全文5页 共8138字

我的马克思主义情怀马克思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一直以来，几代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将这句话奉为真理，他们用自己的实践行动来告知其他理论工作者和世人改造世界的重要性。而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山大学子的马列情怀 学院：姓名：学号 山大学子的马列情怀本学期，我们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门课程，通过这一学期的学习,我受益匪浅，也使我有很深的感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呢？通过阅读，一开始我感觉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理论和学说的体系。…

- 我的马克思主义情怀 姓 名学 号学 院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可能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对社会精神压倒性的征服，使马克思形成唯物论的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这种生产力决定论的思想表述的淋漓尽致，正是这种唯物论的实证认识方法，使马克思 在《共产党宣言》…

学术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９期

精神家园、情感依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侯小丰

［摘要］精神家园是对生活意义和生命归宿的一种文化认同。马克思哲学能否给予我们一种精神家园般的

感觉？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情感依恋”如何遮蔽了马克思的真精神？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完

成传统文化的接续和向现代社会的历史性转轨？通过以上追问，文章提出摆脱哲学研究中的“情感依恋”，凸显

思想主体，是我们保持民族自性、构建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话语的关键。

［关键词］精神家园情感依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３２６（２００７）０９－００５４－０５

黑格尔曾经说过，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１］（Ｐ１５７）所谓家园，其实就是由文化认同所引发的精神上的归属感、思想上的一致性和思维上的一贯性；在文化认知上表现为对作为民族文化之根的思想传统、精神理念、文化习俗乃至生活方式的认同、尊崇和追随。哲学对“精神家园”垦殖与构筑的目的，就在于能使现实中的我们随时能找到“回家”的感觉。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百年历程，已经使它在当代社会展现自身意义的过程中，打上了独特的中国身份标识，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辉煌成就是这标识的表征。问题是，马克思哲学能否给予我们一种精神家园般的感觉，如同古希腊哲学之于黑格尔？

一

“家园”的物像结构可以表现为独特的地理环境、血缘关系等可以物化的物质具像。“精神家园”则有所区别，它也可能以固有的地缘、亲缘为基础，但更主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培植起来的文明和文化的血脉关系。“精神家园”是在人的历史中生成的，但却只能在现实中被人所认识。作为文化和文明的历史性积淀，精神家园不仅“种植”了一个地域或民族文明的基因，开启了一个文明的时代，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总是以自身固有的方式哺育浇灌着它在不同时代结出的果实，构成了民族延续的精神血脉和民族生命之树的根。正因为如此，现实中的人才会在精神迷失、意义困惑、价值消解等状态下，把社会转危为安的企盼寄托在“回家的路上”———从胡塞尔“朝向事情本身”到海德格尔关于“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却不在”的追问，都是如此。

欧洲文化，从来就把古希腊和古希伯莱文化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马克思本人亦如此。这不仅表现为马克思对两希文明的敬仰和尊重，还表现在他的理论不断受到这些文化传统的影响。马克思理论所具有的强烈的现实性以及对现实超越的无限向往，无不打上古希腊文化和古希伯莱文化的烙印。独特的历史造就了独特的文明和文化，也为解读现代人的精神家园提供了独特氛围。

伴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初始阶段就已经取得了足以令共产党人引以为自豪的骄人成就：政治上，它为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取得成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理论上，为革命成功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搭建了最有说服力的舞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开辟了中国传统文化未曾给予的新视野，因而也在理论的传播过程中显示出巨大的感召力，赢得了中国人极大

侯小丰，辽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辽宁沈阳，１１００３１）。作者简介

５４

的尊崇。

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然而，历史的真实却孕育出一种理论的虚幻。曾几何时，我们的哲学研究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民族自身的传统对立起来，并企图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旨趣，酿造我们的“精神家园”。的确，当理论的空泛无以应对现实社会的巨变之时，意味着传统精神家园的失落。但问题在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仰仗马克思主义哲学来重构我们的家园？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它存在的历史构筑了我们的精神家园。尽管在近、现代之交的文化裂隙中，我们有过否定传统的历史性冲动，但这不意味着传统的消弭或消解，中国人的精神依托，仍然固执地镶嵌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之中。换句话说，当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它在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赢得了中国人的尊敬和信奉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没能取代中国文化来充当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尽管有人说死后“去见马克思”，但这仅仅是缘于政治信仰层面的调侃，却完全不是对生命归宿的文化认同或对终极价值的理性认知。精神家园是对生活意义和生命归宿的一种文化认同。在一个中国人的身上，我们几乎能同时找到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印记，却很难寻觅到马克思思想的踪影。因此，真正根深蒂固地凝结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沉淀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提炼为一种习惯性思维方式的依然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无论是站在社会层面主张人的实现的儒家，还是站在生命层面追求人的超越的道家，其思想精髓经过２０００年的锤炼，穿越历史的时空，仍然在塑造着今天的中国人。中华民族早已经成为人种所包含的生理特征和地域范围以外的文化特质的代名词。林语堂曾说过，中国人在社会人格上是儒家，在自然人格上是道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代表着中国人普遍的处事态度，表明孔孟老庄的思想精髓早已沉淀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至少是现在还没有成为我们精神家园的构成要素，这就是当前理论界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根本理由。“中国化”的目的是丰富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为我们的精神家园添砖加瓦。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接纳和认可，是把它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来检视我们的传统并指导我们的现实，而这种认可的前提在于，我们能否在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找到其相通相容之处，能否用我们固有的文化和文明意识解读马克思，能否自愿自觉地把马克思的理论思想化为一种我们文化能够包容的现实生活方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能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之外为我们再造一个精神家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提出隐含着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外在于我们文化的一种思想，并且，它还昭示着国家意志与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关联，即国家意志只能引导文化的发展方向，却不能创生新型文化；外来文化只有通过改变生活世界，并且凝结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才可能真正融入本土文化之中。比如佛教，作为外来文化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正是通过对中国人生活世界的改变和生活方式的重新塑造才完成了与中国本土文化，主要是与儒家、道家的融合。历史表明，外来文化要在本土扎根，没有千年的锤炼是不可能完成这种锻造过程的。基督教之所以能够扎根于西方文化，也是通过对古代乃至近代以来欧洲生活世界的逐渐侵蚀和颠覆，以及对人们生活方式的逐渐渗透和改变完成的。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应当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口号，或者一种颇具时效性的政治使命，而应当视为一个思想文化融合的“自然”的社会历史过程。

二

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今天还没有给予我们一种精神家园般的感觉，但是却已经构成了我国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学术情结。正是这种想回避又不能够回避、想绕开却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学术情结，使我们在哲学探讨中往往情不自禁地或“回到马克思”或“走进马克思”或“走近马克思”，自觉不自觉地把马克思的哲学遗产当作一座永不枯竭的金矿，在其中不断开掘新的学术视角，努力寻找消解现当代思想家理论困境的终极答案。其实，任何一种理论，其解释空间都是有限的。离开理论自身生长的具体时空条件，抽象掉历史现实的内容，背离思想的当下使命和对当下社会发展走向的预见，再伟大的思想也会失５５

去其应有的魅力，再天才的理论都将蜕变为空泛的教条。而哲学研究中的这种自觉不自觉地把马克思理论当作终极真理的思想倾向或者思维惯性，却时常在我们毫无觉察的情况下使我们偏离哲学研究应有的理性轨道，驶入非理性的、情绪化的思维怪圈。我们把这种学术情节称为“情感依恋”。

这种“情感依恋”绝非单纯心理学意义上的一种个体心理现象，而是在学术研究层面，学者们在探讨问题时表现出来的普遍的对于一种理论或学说的强烈的依赖情绪。在这种情绪左右下，人们潜意识里总是不由自主地把一种理论超验化为某种坚定不移的信条，再以这种信条作出一些先验性的前提预设或解释框架，并以此来甄别其他理论和社会现实。这种思考方式在“集体无意识”下几乎成为一种思维惯性，逐渐消解了思想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当然，最终也会使思想的现实性化为乌有。

哲学研究中的“情感依恋”已经不能单纯地归结为国家意志使然。今天中国开放的现实早已为学界打通了国门和地域的界限，拓开了无限广阔的学术空间和理论视角。如果再从体制上找原因，只能说明我们的学者们缺乏承担社会责任的勇气，反映在哲学思考和探索理论实现方式上，便是主体精神的匮乏。

当然，对马克思哲学的这种“情感依恋”，其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现实原因和浓郁的社会政治背景。上世纪７０年代以前，我国的意识形态把马克思主义奉为圭臬，在哲学研究领域也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单一指向，闭锁了其他的哲学视界和思想渠道。在单一的理论指向指引下，我们只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本的哲学视域，误以为哲学研究只有这样一种形态，哲学的思考只是这样一种思考。问题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置身在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的生活世界中，其理论建树有着深厚的历史现实基础，其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也有着深厚的思想文化根基；而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则是在想象中进行的，对西方形而上学的理解也是在马克思哲学教科书视角下进行的，既没有可置身其中的现实生活世界，也没有一脉相承的思想文化积淀，致使哲学研究成为一种被悬置于空中的无根无底的思维想象。尽管今天的一些学者在努力挣脱最初由意识形态所强加的思想缠绕和对马克思哲学的简单、片面的理解甚至教条主义运用，但其结果不仅没能使马克思哲学研究获得现实性，反而由于对马克思文本的过度关注，进一步拉大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加重了哲学研究中的非理性成分，即“情感依恋”的程度。所以，当我们仍然以马克思的问题为问题，以马克思的批判为批判时，必然忽略了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注和自身理论发展路径的检视，这只能导致哲学研究的主体———思想者的缺位以及思想者所赖以存在的生活基础的悬空，而被研究的对—思想的客体俨然跃升为主体（由思想的主体在自己的情感世界中想象出来的虚幻的主体），并变成象——

真实的主体所依恋的对象。这种哲学研究中的“主客错位”现象，就是“情感依恋”的基本缘由。

自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以来，突如其来的各种西方思潮使我们原有的思想储备无力招架，面对浩如烟海的各种西学文本、形态万千的理论学说，学者们自然会生发出一种思想无边、学海无岸的茫然之感。以我们此前所受的教育、所形成的知识结构，我们唯一能触摸到的边、唯一能停靠的岸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在那个时代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的唯一选择，是我们所拥有的最丰厚的理论资源，同时也是我们投入精力和情感最多的一个领域；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确曾经有过成功和辉煌的历史，无论对胜利的缅怀还是对挫折的追忆，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我们心中抹不掉的情结。因此，这种由对马克思哲学的“情感依恋”所导致的思想认同，使我们难以摆脱以马克思哲学做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思维惯性。遗憾的是，这并不是一种哲学研究过程中的理性选择，而是完完全全的不自觉的、非理性的“情感依恋”。即使在改革开放３０年后的今天，这种思维惯性仍然牵引着我们不断地拓展马克思哲学的解释空间，不仅回溯到马克思那里去寻找他对后现代思想家们种种理论的回应，而且还根据自己的需要，把马克思的同一段话语解释出几种不同甚至相反的意蕴来。这种令人尴尬的学术现象正是思想主体自我迷失后的不自信使然。当然，如果从哲学解释学的立场看，这种“学术情节”也许能够被归结为对文本的解读方法上的差异。但是，如果否认了思想者自身的独立思想作为哲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哲学便无法称之为“智慧之学”。

哲学的思考总是在理性前提下进行的。尽管诸多非理性因素会对思考过程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但５６

是，思考者自身保持一种理性的姿态，或者说，把哲学的思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则是葆有思想的纯粹性所必需的。而我们在哲学研究中对马克思哲学的“情感依恋”，恰恰违背了哲学思考所应有的理性原则和对思想本身的敬畏。对思想者的热爱不应当遮蔽对思想的审视和批判。

哲学研究中的“情感依恋”实际上是研究者在自我意识里做出的一种前提性预设，它既不考虑理论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以及理论解释现实的合理性及合法性依据，更不理会社会实践的现实需要，只是一味地把

情感依恋”的情境里，哲学的思考便会背离理性的自己所信奉的理论作为真理的化身。因此，一旦陷入“

轨道，自觉或不自觉地以马克思哲学作为衡量是非曲直的标准，无形中把马克思哲学推到终极真理的尴尬境地。这不仅背离了马克思哲学鲜明的批判精神，也违反了马克思颠覆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旨趣。更为有害的是，在用马克思哲学理论剪裁事实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演变出了教条主义。

回顾共和国的成长史，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中，凡是我们所经受的挫折，都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主义应用有关；凡是我们所取得的辉煌，都是理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社会现实的结果。而当我们沉醉在“情感依恋”这种学术情结中，以马克思哲学来度量其他理论正确与否时，在给出先验框架的真理体系之后，还会把马克思哲学推向独断论的深渊。如果我们把马克思当作一位有着无限魅力的思想家或哲学家来信奉或者追随，首先就要理解他，懂得他“在理性背后，有对正义的激情；在科学背后，有对真理的渴求；在批判背后，有对更美好事物的憧憬”。［２］（Ｐ２０３）并因此树立起理性的态度和哲学的思考方式，这样才不会背离思想者的思想动机和哲学的精神旨趣。事实上，马克思哲学在今天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是否给出过先验框架的真理体系，也不在于它的某些结论在今天还切中着一些现实的和理论的弊端，而在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过程中所做出的种种思考以及对待历史和现实的理性精神，仍然在“怡悦”、“激发”着生活在现在的人们。正是在此意义上，德里达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３］（Ｐ２１）

哲学以思想为对象，由思想者对思想本身进行反思、审视与批判，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在剥离了所有情感的因素之后，才能对“思想”进行真正的思想对话。历史上，马克思哲学的产生经历了这种痛苦的剥离，现实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样面临着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

三

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其实就是它的革命性和批判性。这种革命精神和批判精神缘于对以往理论的理性思考和对社会现实的科学分析。这两种精神正是我们摆脱“情感依恋”、重建现代中国精神家园的前提条件。

目前我们对待马克思哲学的态度主要有三种：一是信仰层面的，二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三是学术研究层面的。信仰属于超验层面，其形成既有历史的积淀，也有意识形态的教化和灌输，当然也不排除信仰个体思想上的从众性。信仰之所以成其为信仰，就是摒除了对信仰对象的怀疑，因此也淡化了理性的支撑和科学的论证，只需要坚定不移地相信。意识形态层面的马克思哲学则是国家出于政治需要做出的一种战略性选择和政策性考虑，其中包含着的理性思考和价值选择，但更主要是出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考量。我们今天仍然把马克思哲学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不能单纯解释为历史的惯性，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曾经结出过丰硕的成果；也不能归结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为保持思想一致性的需要，虽然这种一致性在某种程度上是需要的，但还不能构成充分必要条件；而应当视为站在更广阔的历史时空上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与我国实现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联的思想诉求和政治主张。“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提出，正是这种时代呼唤的理论表达。这样的理解自然地就把对待马克思哲学的态度过渡到学理层面，即学术研究层面。在学术上，我们应当怎样对待马克思哲学？从单纯的哲学思考来看，如何对待马克思哲学应当与信仰或意识形态无涉。因为在学术层面研究马克思哲学与在信仰和意识形态层面对马克思哲学的尊崇和奉行有着本质的区别。按照理性思维应有的进路以及哲学作为“纯思”５７

的学问所应有的态度，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中，首先应当“去信仰化”，然后再“去意识形态化”。摆脱了非理性因素的缠绕和政治因素的考量，才能科学地、理性地对待马克思哲学，也才能摆脱“情感依恋”对马克思哲学本真思想的遮蔽以及对马克思哲学的革命精神和批判精神的背离。必须指出，这里所谓的“去信仰化”和“去意识形态化”，仅仅是为保持哲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和理性态度扫清道路。从学者所应有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来看，以哲学的方式对待哲学思想和哲学家是其从事哲学研究的基本姿态。如此这般，我们才能正视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遭遇的种种现实问题和理论与实践的困境，也才能理性地、科学地对待马克思哲学。过去，为了救亡、解放，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民族民主革命的指导思想；今天，为了实现现代化，仍然是中国在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相反。因此，保持学者的清醒和足够的理性，才能使我们坚守住哲学研究中的主体原则，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理念为根基，以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切入点，理性地、科学地审视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为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找到合理的实现方式，并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完成传统文化的接续和向现代社会的历史性转轨。在此过程中，摆脱“情感依恋”，凸显思想主体，是我们能否保持民族自性、构建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话语的关键。对此，西方当代的哲学家们已经在告诫我们：“对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讲，危险当然是在他们听任欧洲文化的摆布，以使认识理性的同时，他们却排挤掉他们自己的历史。一定要防止出现这种情况。这些人必须站在他们的文化一边。”［４］（Ｐ３０）

我们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情感依恋”，恰恰是当前对待马克思哲学三种态度纠缠在一起的结果。这种“情感依恋”已经严重违背了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也是导致了当前马克思哲学研究尴尬局面的渊薮。有鉴于此，急需在认识上厘清信仰、意识形态、学术研究三个层面的界限，以保持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和纯粹性；在思想意识上树立主体观念，以保持学术研究主体的自主性、独立性、开放性；在治学态度上，坚持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和实践精神，这是理论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源泉；在研究方法上，倡导整体性和历史性，以避免对马克思哲学的肢解、误读和随意性发挥。任何一种理论，经实践的检验最后沉淀下来的应当是其问题意识、前提批判、理论基础、论证过程以及其间一以贯之的思考方法。

当代中国精神家园的建设，不应当摈弃传统与现代所给予的社会背景。中国对马克思及其哲学的选择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它的意义在于丰富和发展我们的传统，使我们的“家园”更具有时代性。因此，，在努力摆脱对马克思哲学的“情感依恋”基础上，更为要紧的是我们能否澄清如下问题：如何掌握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如何提炼一种理论的思想精髓？如何理解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能否把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同另一个时代的社会实践连接起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标志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指哪一个层面上的中国化？这涉及的不仅仅是哲学研究的方法问题，更是哲学怎样把握时代和时代怎样创新哲学的问题。

无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带来的文本理解上的隔膜，无视历史时空造成的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错位，无视马克思哲学产生的具体语境和现实基础，离开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对马克思哲学的任何一种“依恋”都只能导致现代迷信，而中国精神家园的复苏，则只能在无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空泛口号中，流于虚幻。

［参考文献］

［１］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１卷）［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

—诺奇克国家观研究［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２］罗克全．最小国家的最大值——

［３］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与西方著名思想家伽达默尔等对话［Ｍ］．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４］Ｕ．伯姆．思想的盛宴——

责任编辑：何蔚荣５８

学术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９期精神家园、情感依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侯小丰［摘要］精神家园是对生活意义和生命归宿的一种文化认同。马克思哲学能否给予我们一种精神家园般的感觉？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情感依恋”如何遮蔽了马克思的真精神？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

Jan.2007NO.1General179甘肃理论学刊GansuTheoryResearch2007年1月第1期总第179期马克思主义研究论马克思主义信仰中的情感动力虞新胜,危　琦(东华理工学院外法系,江西南昌　330013) [摘　要]　情感因素…

山西大学 学 院：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专 业： 软件工程学 号： 2012242058 山大学子的社会主义情怀在步入大学校门之前，尽管自小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但 “社会主义”这个词似乎离我很遥远，只能在书本和电视上听一听，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去了解…

马克思想告诉我们什么？ 郑勇 （宜春学院 江西宜春 336000） 摘要：本文通过对马克思文献的研究及其生平考察，分析得出：马克思是想通过对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规律的研究，找出人类社会发展的脉络和规律性东西。并指出马克思从青…

>> 查看更多相关文档

  本文关键词：精神家园、情感依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