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ogistic的风险成本下生猪可追溯结构采取鼓励相容体制的探析

发布时间：2014-12-21 22:12

 

【摘要】 近年来,各类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不断,不仅严重危害到消费者的健康安全,而且极大地影响到相关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安全以及政府公信力。可追溯系统作为改善食品供应链质量安全控制的一种系统管理技术,它在食用农产品的实施应用在世界范围内被高度重视。为构建我国食品安全的长效监管机制,政府以典型示范方式推广可追溯系统,然而效果不尽如人意,可追溯系统应用进程缓慢,安全问题仍难以追溯。为加速可追溯系统应用进程,有必要构建诱导企业采用可追溯系统的激励相容机制。本文以生猪养殖场(户)采用可追溯系统为例,探讨风险成本诱导可追溯系统应用的激励相容机制失灵的诱因问题。论文首先从厂商、技术、消费者、法律规制等方面检视了影响我国可追溯系统广泛应用进程缓慢的限制性因素,揭示从风险成本角度探究系统采用的现实必要性；然后分析了厂商参与可追溯系统的“参与约束”与“激励相容约束”条件,从理论上论证风险成本是诱导厂商采用可追溯系统的负向激励机制；最后实证分析了生猪养殖场(户)参与并认真执行生猪可追溯系统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本研究得到的结论是：结论一,我国养殖场(户)面临的风险成本太低是滞缓我国生猪可追溯系统广泛应用的关键因素。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制,还是我国的市场环境,对违规企业的惩罚力度不足,导致负向激励对食品可追溯系统采用决策的缺乏影响。结论二,养殖场(户)采用生猪可追溯系统的决策取决于“参与约束”,其认真执行该系统的决策取决于“激励相容约束”。而养殖场(户)采用生猪可追溯系统所需面临的溢价收益最小值与风险成本最小值是拉格朗日函数条件下养殖场(户)参与该系统的风险成本与溢价收益的最优值。结论三,我国现阶段养殖场(户)选择参与生猪可追溯系统的比例虽然较高,但是其参与意愿不强,导致其具体执行生猪可追溯系统的情况较差,致使生猪可追溯系统成为空壳。结论四,“生猪可追溯系统对生猪销售的促进作用”与“政府对《生猪养殖档案》的检查频率”这2个解释变量对养殖场(户)参与并认真执行生猪可追溯系统有显著性影响,而其他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不显著。本研究以经济学理论与管理学理论为基础,对生猪可追溯系统采用机制进行理论与实证的分析,对丰富食品可追溯系统理论与实践指导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第一,理论意义。本研究引入风险成本作为关键因素,在理论上揭示风险成本与生猪可追溯系统采用机制之间的关系,丰富食品可追溯系统应用的激励相容机制研究。第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实地调查,从实践上有助于更全面、准确地认识食品可追溯系统应用的条件,对负向激励缺失与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之间的关系有更深的理解,明确建立以加大风险成本作为食品安全基本治理理念与治理机制的必要性,便于国家更好地把握食品可追溯系统应用的发展进程,为食品安全环境条件建设提供客观的依据。

1绪论

作为理性经济人，生猪可追溯系统的采用激励取决于厂商改善安全努力的期望溢价收益与风险损失的权衡与比较，期望溢价收益大于风险损失，则企业应用生猪可追溯系统改善产品质量安全的内在动机增强。因此提高厂商激励强度不外乎两个基本途径，一是提高厂商改善安全得到溢价收益，二是使不讲安全的厂商承受相应的风险代价。由于食品具有体验品与信用品属性，在购买与食用之后，消费者很难知道其质量好坏。因此，在引入生猪可追溯系统之前，食品的信用品属性导致消费者与销售者（或者生产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对称。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消费者无法获知生产者在生产食品的全部信息，无法对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的行为是否对产品质量造成影响做出明确判断，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如此，市场机制对提升采用生猪可追溯系统企业的期望溢价收益在短期内往往效果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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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食品可追溯系统应用进程缓慢的限制性因素

2.1厂商对可追溯系统的认知
通过梳理学者的研宄成果，笔者发现厂商对生猪可追溯系统的认知程度不一。养殖户对生猪可追溯系统的认知主要受个体因素（包括年龄、文化程度、养殖规模）的影响，而食品企业则受到企业内部因素（企业规模、企业战略、员工素质等）的影响。对生猪可追溯系统汄知充分的厂商认为实施生猪可追溯系统能提高产品质管理水平，提升产品销量，这从正向激励的角度说明采用生猪追溯系统增加了厂商的效用水平，厂商愿意为实施该系统进行投资；而对生猪可追溯系统缺乏认知的厂商，虽然其己经认识到该系统带来的益处，但是市场风险较大，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不足将会导致企业蒙受一定程度的损失，影响其实现利益最大化，因此厂商不愿为生猪可追溯系统进行投资。由此可见，厂商虽然认同生猪可追溯系统能提高产品质量管理水平、降低风险损失，但是因为对正向激励的预测不同，导致其参与生猪可追溯系统的程度不同。

2.2可追溯系统功能的技术实现
相关食品领域的学者已经对可追溯系统的技术实现诸多研究，可以说，实现生猪可追溯系统的技术障碍已经破除，现有的技术手段与设备完全有能力搭建一个以提高食品质量安全水平为宗旨、加强食品质量安全风险管理水平为目的的可追溯系统。因此，我国生猪可追溯系统存在的问题，己经不是具体技术层面上的问题，而是现实中生猪可追溯系统的采用机制问题。

3风险成本诱导厂商釆用生猪可追溯系统的理论分析................24
3.1可追溯系统采用的激励相容...................24
3.2引入风险成本后的生猪可追溯系统采用模型......................25
3.3本章小结.........................31
4养殖户参与生猪可追溯系统现状的调査分析..............................32
4.1调查问卷设计及资料来源...........32
4.2样本统计描述..........33
5生猪可追溯系统釆用激励的影响因素分析.........41
5.1变量选择...................41
5.2实证结果....................44

5生猪可追溯系统釆用激励的影响因素分析

5.1变量选择
第一个被解释变量“养殖场（户）是否自愿参与生猪可追溯系统”。选择该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因变量）之一，是因为该变量体现了现阶段我国养殖场（户）参与生猪可追溯系统的个体意愿，是“参与约束”条件的主观反应。分析该变量的影响因素，即是分析“参与约束”条件相关的影响因素，从而明确影响我国养殖场（户）生猪可追溯系统采用决策的具体因素。针对该被解释变量（因变量），问卷中特别设计了一项调查问题：“如果不是强制使用，您会自愿使用生猪耳标吗”并给出了“不会采用、也许会、我会采用”三个选项，题目为单项选择题。在分析数据时，如果被调查养殖场（户）选择“我会采用”，则认为其自愿参与生猪可追溯系统（自愿使用生猪耳标），参与意愿较强；如果被调查养殖场（户）选择另外两个选项，则认为其不会自愿参与生猪可追溯系统（自愿使用生猪耳标），参与意愿较弱。生猪养殖过程中的质量安全风险直接影响养殖户的收益水平。生猪可追溯系统的引入正是为了降低这种风险带来的损失。因此，养殖户对生猪养殖质量安全风险的感知水平会直接影响其生猪可追溯系统的采用决策。而本文对养殖户生猪质量安全风险感知水平的变量包括以下2个：生猪养殖过程中是否存在质量安全问题、生猪质量安全问题对生猪养殖效益的影响程度如何。

5.2实证结果

从符号方向上来看，“生猪可追溯系统对生猪销售的促进作用”是满足养殖场户）“参与约束”的重要条件，其对养殖场（户）自愿采用生猪可追溯系统有正向影响，即生猪可追溯系统的采用有利于其获得更高的效用水平，从正向激励的角度促进养殖场（户）采用生猪可追溯系统，符合笔者预期的判断。政府对《生猪养殖档案》的检查频率越高，体现了政府畜牧部门的监管力度越大，政府在实施生猪可追溯系统上所付出的努力越多。养殖场（户）在政府强有力的监管力度下，自愿参与生猪可追溯系统的可能性越大，也符合笔者预期的判断。因此，上述两个影响因素的符号方向与预期相符。从符号方向上来看，“生猪可追溯系统对生猪销售的促进作用”对养殖场（户）认真执行生猪可追溯系统有正向影响，即生猪可追溯系统的采用有利于养殖场（户）的生猪销售，如此，养殖场（户）更愿意认真执行生猪可追溯系统的具体要求，符合预期的判断。“政府对《生猪养殖档案》的检查频率”对养殖场（户）认真执行生猪可追溯系统也有正向影响。政府对《生猪养殖档案》的检查频率越高，体现了政府监管的力度越大，政府在实施生猪可追溯系统上的努力越多。养殖场（户）在政府监管下，认证执行生猪可追溯系统的可能性便越大，也符合预期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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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研究结论、对策建议及展望

为了更好地推进我国食品可追溯系统的建设，探索风险成本因素在食品可追溯系统采用机制中作用失灵的具体原因，在本文研宄的基础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本课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宄：第一，笔耕文化传播，食品企业的风险收益与风险损失估算。厂商釆用食品可追溯系统与否，根本上取决于风险收益与风险损失的比较。利用真实数据与合理方式估算上述收益与损失，能更加清晰地了解厂商釆用食品可追溯系统采用的决策过程，给予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第二，诱使企业采用食品可追溯系统的概率溢价与惩罚强度测算。概率溢价决定厂商的收益水平，惩罚强度决定厂商的损失水平。只有收益水平足够高或者损失水平足够大，才能影响厂商对食品了追溯系统的采用决策。因此，测算概率溢价与惩罚强度，从正向与负向两个角度分析了推动我国食品可追溯系统建设的两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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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10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