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隋唐五代史研究概况第3页

  本文关键词：唐宋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二、经济
　　财政和土地制度研究方面。朱雷《唐代前期的“差科”――吐鲁番敦煌出土“差科簿”的考察》(张国刚《中国中古史论集》)指出“差科”按户等一年计日征敛，其对象过于租、庸、调之征敛对象。刘进宝《再论晚唐五代的“地子”》(《历史研究》2期)认为“地税”中除了“地子”外还有税草和税柴等，，“地子”原则上由土地拥有者交纳，其税率约为亩税8升。同作者还有《隋唐五代“税草”所用计量单位考释》(《中国史研究》1期)。吴树国《唐宋之际徽州重税考》(《求是学刊》3期)认为其原因是受到税制变迁和地理环境双重因素影响造成的，且重在杂税而非正税。江晓敏《唐宋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南开学报》5期)重点分析了唐与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不同。有关税收的还有刘玉峰《论唐代税收体系和结构的发展变化》(《思想战线》3期)等。吴大旬《试论唐前期租庸调制在西域地区的实施》(《新疆大学学报》2期)利用吐鲁番文书考察了在西域地区实施租庸调制的情况。李并成、吴超《吐鲁番出土唐前期给粮帐初探》(《天水师范学院学报》6期)推测了给粮对象、给粮标准等。陆离《唐五代敦煌的司仓参军、仓曹与仓司――兼论唐五代敦煌地区的仓廪制度》(《兰州大学学报》4期)、赵贞《唐五代“春衣”发放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3期)、何勇强《论唐宋时期圩田的三种形态――以太湖流域的圩田为中心》(《浙江学刊》2期)、郑显文《唐代债权保障制度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期)和缪坤和、杨华星《浅论唐宋时期的信用形式》(《思想战线》5期)等文从不同角度考察了隋唐五代财政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问题。
　　工商农业研究方面。张宇《唐后期的士商交游及商人社会地位的变迁》(《资料》20辑)从分析唐后期士人对商贾的看法、态度的变化入手，认为士商鸿沟的缩小、士商界限的模糊与商人入仕现象一道，标志着唐后期商人的社会地位较之前期已有较大幅度的上升。江菊美《唐中后期以商赈济兴起的背景及其历史作用》(《鹭江职业大学学报》3期)认为富裕的商人阶层的出现在维持社会稳定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商赈活动随之出现。盛会莲《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隋至宋初的宅舍交易》(张国刚《中国中古史论集》)认为当时的交易相当普遍，形式有买卖、租赁、质典等。姜望来《隋末粮仓与群雄盛衰》(《资料》20辑)论述了隋末粮仓在群雄争夺中的重要地位及粮仓得失与群雄盛衰的连环性。其他相关论述还有王志胜《论唐代的榷盐商》(《学术论坛》6期)、 魏明孔《隋代手工业前后期生产重心变化及不同结局》（《中国经济史研究》）、张超林、李鹏军《论唐代三峡地区的经商潮》(《重庆大学学报》1期)、吴丽娱《唐宋之际南通地区的盐业发展》(《文史知识》8期)和陈勇、黄修明《唐代长江下游的茶叶生产与茶叶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期)等。
　　区域经济研究方面。张荣强《唐前期剑南道地位及其特征》(《中国农史》4期)指出剑南道租赋主要配送陇右军，是西北军需供应的重要基地。卢华语《从杜甫的夔州诗看唐代夔州经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6期)阐述了从其诗中看到的唐代夔州的经济情况。
　　　　　　　　　　三、军事
　　与去年相类，关于军事方面的研究成果依然不多。陈国灿《唐代行兵中的十驮马制度――对吐鲁番所出十驮马文书的探讨》(《资料》20辑）考察了六驮马、十驮马制度的演变过程。贾志刚《唐代军籍虚占与军费》(《武汉大学学报》2期)指出军籍虚占、军功虚冒之风盛行，军费漏洞日益严重，成为国政之弊。孟宪实《略论唐前期河北地区的军事问题》(《中国史研究》3期)认为不能单从府兵制度看待河北的军事问题，并从军事制度演变的视角观察河北府兵问题，得出了自己的见解。许序雅《唐朝在中亚建立的防御体系述论》(《浙江师范大学学报》6期)提出唐先后以突骑施、康国为中心，在中亚建立了针对大食的防御体系，中亚九姓胡基本上加入这个体系中。葛焕礼、王育济《魏博牙兵与唐末五代政局的变动》(《河北学刊》1期)分析了魏博牙兵素骄的原因、节帅对其的制衡及其对唐末五代政局的影响。黄寿成《唐代的突将》(《中国史研究》2期)认为突将只是招募的骁勇战士，多为节度使驱使，颇有战斗力，但也易骄横作乱。曾超《试论唐代防秋兵的地位及其影响》(《内蒙古大学学报》2期)分析了防秋兵的出现、作用及其影响。郭绍林《隋唐军事文书》(《洛阳师范学院学报》3期)考察了隋唐时期重要的军事文书奏表、诏书、檄文、书信、牒令、祭文、露布等。其他有关军事研究的还有姜维东《唐丽战争中的蕃将》(《长春师范学院学报》1期)等。
　　　　　　　　四、历史地理、民族与中外关系
　　历史地理方面。《盛唐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收入的10篇论文以地理学独特而综合的视角来观察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考察了唐代地域结构、区域开发、人口、经济、城市、文化和文献等方面的特征。宁欣、李凤先《试析唐代以幽州为中心地区的人口流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3期)以人口流动的表现和特点来探讨幽州地区从政治重心边缘次中心到政治重心中心区的转移这一变迁过程中的人口基础。唐晓涛《唐代桂东地区发展原因浅析》（《学术论坛》2期）以岭西地区贬官最集中的桂管经略使辖区为切入点 ,考订了唐代贬往该地的官员人数,并按州对贬官的数量、补录的依据、贬官在桂的时间等问题进行逐一考析。其他还有毛双民《“刀州”已有释》(《中国史研究》3期)、刘禄山《隋唐五代时期江西的建筑》(《南方文物》3期)、梁中效《唐朝皇帝与蜀道》(《成都大学学报》4期)、乔凤岐《隋文帝平陈前后三个信州之设置及其历史沿革》(《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期)、勾利军《唐代东都分司官居所试析》(《史学月刊》9期)、和王维坤《唐乾陵应为“寿陵”之蠡测》(《研究》2辑)等。
　　关于城市研究。《唐研究》第9卷是唐长安研究的专辑，收录了多篇关于长安研究的论文。荣新江《关于隋唐长安研究的几点思考》介绍了以往对唐长安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对其组织的《两京新记》读书班的缘起和主要研究方向做了说明；齐东方《魏晋隋唐城市里坊制度----考古学的印证》考证了里与坊的异同、里坊制度的形成变化及瓦解过程、里坊的基本形态及其管理机制和特质影响，认为里坊制度的出现适应了政治军事管理的需要，其崩溃也是精神和物质文明发展的结果；朱玉麒《隋唐文学人物与长安坊里空间》对长安坊里之间的隋唐文学人物进行了尝试性的解读；王静《终南山与唐代长安社会》认为终南山与长安之间的互动关系有着深远的传统文化与历史基础，不仅是具体的、物质上的，也是无形的、观念上的；任士英《长安宫城布局的变化与玄宗朝中枢政局----兼及“太子不居于东宫”问题》认为宫城布局的变化尤其是太子不居于东宫局面的形成，使太子权力与政治上可能的发展受到控制，旧日屡屡出现的京师宫城中拥立太子或太子直接出面以谋取最高权力的政变相当程度上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孙英刚《隋唐长安的王府与王宅》考察了隋代诸王的南城立宅、唐代前期王府变迁、从五王子宅到十六王宅、王府与王宅的分离及唐后期诸王合府的出现、宦官押十六王宅等现象，指出了这些现象的出现都与当时的政治情形密切相关；蒙曼《唐代长安的公主宅第 》 考察了武周改制前、武周末年至睿宗朝、玄宗朝以后和中晚唐的部分公主的宅居分布与形制，并分析了其与当时政治情况的关系；沈睿文《关中唐陵陵地秩序研究》研究了陵地的地理位置、陵址的选定方式和陵地的秩序问题；尚民杰《长安城郊唐皇室墓及相关问题》对埋葬于长安近郊的长安、万年、昭应三县的唐皇室的嫡系成员及妃嫔等的墓葬情况及相关的一些问题作了考察。除上述外，还有荣新江《隋唐长安史地丛考》(主要是《两京新记》读书班部分成员的考证性文字，计有“赵士茂宅即赵芬宅”、“章怀太子妃房氏宅即邠王守礼宅”等共26篇)等。
　　其他还有秦建明等《唐初诸陵与大明宫的空间布局初探》(《文博》4期)、刘文波《唐末五代泉州对外贸易的兴起》(《泉州师范学院学报》3期)、邓小泉《唐代科举人才区域分布概况及原因》(《西华师范学院学报》5期)等。
　　民族与中外关系研究方面。钱伯泉《墨离军及其相关问题》(《敦煌研究》1期)探讨了“墨离”的意思及墨离军的主体等问题。刘安志《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都司”考》(《资料》20辑)指出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文书的“都司”是唐朝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周边民族政权而设的综合管理机关。廖杨《回纥的宗法统治述论》(《喀什师范学院学报》4期)认为其建立政权前的宗法统治形式是氏族血缘组织与初期国家行政、军事组织“三位一体”的结合，西迁回鹘建立政权以后则是宗法封建制的统治形式。艾冲《论唐代前期“河曲”地域各民族人口的数量与分布》(《民族研究》2期)分析了当地七个民族的人口数量与分布。石硕《从唐初的史料记载看“附国”与“吐蕃”》认为附国并不是吐蕃。李吉和《吐蕃在西北地区的迁徙活动》(《西藏研究》4期)指出其迁徙一方面促使吐蕃生产方式发生了变迁，另一方面使迁入地出现了吐蕃化倾向。赵晓星《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落蕃官初探》(《中国藏学》2期)分析了出现落蕃官的原因、其地位、心理、事迹和历史作用等。朱丽双《8世纪前后吐蕃势力入西洱河地区问题研究》(《中国藏学》3期)认为正是由于唐和吐蕃对这一地区的争夺才最终造就了南诏的兴起。其他关于吐蕃研究的还有林冠群《汉文史料记载唐代吐蕃社会文化“失实部分”之研究》(《中国藏学》2期)、杨文顺《唐代麽些与吐蕃、南诏关系初探》(《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期)、艾冲《唐代河西地区都督府建制的兴废》(《敦煌研究》3期)等。方铁《论南诏与唐朝关系的性质》(《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认为南诏是唐统治下的一个藩属政权，或活动在西南地区的一个局部政权，并非是与其鼎立的独立国家，收于书中的还有郭声波《唐代姚州都督府建置的再研究》。刘惠琴、陈海涛《从家世渊源观念的变化看唐代入华粟特人的汉化――以墓志材料为中心》(《资料》20辑)指出从精神皈依到心理认同的过程反映了唐代入华粟特人融入中原观念的具体趋势和进程。
　　都兴智《唐代靺鞨越喜、铁利、拂涅三部地理位置考探》(《社会科学辑刊》4期)认为越喜部在渤海东境，铁利原居地在今黑龙江巴彦、绥化、庆安和铁力一带，其东为越喜部故地，拂涅部在今黑龙江依兰以东、兴凯湖以西。李方《隋末唐初东突厥与中原势力的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4期)论述了隋末唐初东突厥分化操纵中原各派势力的史实、策略及几种具体措施的特点及原因等。李蓉《唐初两蕃与唐东北策略》(《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期)分析了唐对契丹、奚族二蕃的策略及利用此二者对其他地区作战的情况。其他还有艾冲《唐前期东突厥羁縻都督的置废与因革》(《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期)、吕书宝《论渤海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北方论丛》3期)等。
　　关于中外关系。朱影《唐代时日本对中国汉籍的摄取》(《图书馆理论与实践》5期)探讨了唐时日本摄取中国汉籍的途径及中国汉籍对日本政治、经济、化等领域的巨大影响。周保明《大石国盐莫念“(永徽)六年六月遣使朝贡”考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3期)认为大石国即大食国，盐莫念并非大食之王。其他还有林琳《唐宋时期中日图书交流的特点初探》[《杭州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6期]、魏华仙《略论隋炀帝时中日外交关系的空前发展》(《常德师范学院学报》4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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