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首创与央地互动:基于四川省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政策试点的研究
发布时间:2022-01-08 23:02
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试点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构成。"基层首创"是对中国特色政策试点中相对于"顶层设计"改革推进模式的学术表达,央地互动是试点进程的核心推动力。本文运用嵌入式纵向个案研究方法并结合事件史分析,基于对四川省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政策试点前后10年的案例调查,根据央地互动关系特征将构建央地府际态度分化、有限沟通、非正式互动、互动路径迁移四阶段分析框架,并对政策试点的微观机理"解剖麻雀",为完善中国特色政策试点理论提供支撑。研究发现,基层首创需要合适的制度氛围不断激发关键人物和地方政府的改革决心,政策试点中的阻力破除需要制度化的容错试错机制和更多元的政策沟通机制,中国特色政策试点的优越性体现在,其特有的央地互动机制在推动组织变革、治理结构优化、制度再设计和治理效能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文章来源】:中国行政管理. 2020,(11)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9 页
【部分图文】:
四川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政策试点的经验模式
在央地有限沟通下我们发现,围绕改革的舆论势能、区域内主体共识和持续的上下往复沟通是促成改革能量积蓄并由“量变”引发“质变”的关键(见图3)。首先,地方政策决心形成于赋权基层和局部试点中基层对改革的认同取向,地方政策决心触发了央地“自上而下”的有限沟通,强大的舆论势能减弱了政策的“中央控制”、提升了政策的“中央认可”、强化了改革的“地方决心”;其次,人大代表制度是我国央地之间重要的政策沟通机制,而这种机制的作用发挥是建立在地方充分酝酿并形成区域共识的基础上,否则,地方政策议题升级的可能和效率会大打折扣,因此,更多元的央地政策沟通机制有待建立;第三,政策试点不是一个单向的政策过程,而是一个包含了“上下”多次循环往复的互动过程,在循环往复中积蓄改革能量。(三)基层试错、调查研究与央地非正式互动
在央地非正式频繁互动阶段,调查研究这一传统治理工具加入新的治理理念与治理目标的应用创新,以及基层主体保持足够积极性持续参与政策沟通,确保了改革中多元协同治理格局的形成(见图4)。有限度的容错试错机制给予改革者一定的发挥空间,不但地方政府可以实施改革试点,推行其自主探索的政策模式,基层主体也可以进行政策探索,而容错试错机制的制度化、成文化在当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中较为迫切;政策试点中的央地互动需建立在以央地共同意志为前提、以容错试错机制为保障、以调查研究为互动治理工具、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基层组织”协同发力为直接驱动的基础之上,在本案例中,基层组织(非政府部门)成为参与并主导政策试点的主体,政策试点中的治理结构进一步多元化;政策试点中困境和阻力的破除需要更有效、更多元的央地非正式互动与政策沟通机制。(四)政策扩散、政策创新与央地互动路径迁移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中国式”政策试点结果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0个案例的多值定性比较分析[J]. 陈宇,闫倩倩. 北京社会科学. 2019(06)
[2]政策创新的“试验-认可”分析框架——基于央地关系视角的多案例研究[J]. 石晋昕,杨宏山. 中国行政管理. 2019(05)
[3]中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治势能——基于近20年农村林改政策的分析[J]. 贺东航,孔繁斌. 中国社会科学. 2019(04)
[4]政策试点的产生机制及偏离效应分析——以中央发动的政策试点为例[J]. 刘宏玉,范炳良. 领导科学. 2019(04)
[5]政策试点的试验机制:情境与策略[J]. 赵慧. 中国行政管理. 2019(01)
[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治理中的“特事特办”制度[J]. 袁幸. 新视野. 2018(05)
[7]政策试点的结果差异研究——基于2000年至2012年中央推动型试点的实证分析[J]. 吴怡频,陆简. 公共管理学报. 2018(01)
[8]嵌套试验与创新涌现:深圳市“织网工程”政策试点的过程分析[J]. 李晓方,孟庆国,张楠.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7(05)
[9]政策试点的特征:基于《人民日报》1992—2003年试点报道的研究[J]. 梅赐琪,汪笑男,廖露,刘志林. 公共行政评论. 2015(03)
[10]政策试点:发生机制与内在逻辑——基于我国公共部门绩效管理政策的案例研究[J]. 刘伟. 中国行政管理. 2015(05)
本文编号:3577445
【文章来源】:中国行政管理. 2020,(11)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9 页
【部分图文】:
四川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政策试点的经验模式
在央地有限沟通下我们发现,围绕改革的舆论势能、区域内主体共识和持续的上下往复沟通是促成改革能量积蓄并由“量变”引发“质变”的关键(见图3)。首先,地方政策决心形成于赋权基层和局部试点中基层对改革的认同取向,地方政策决心触发了央地“自上而下”的有限沟通,强大的舆论势能减弱了政策的“中央控制”、提升了政策的“中央认可”、强化了改革的“地方决心”;其次,人大代表制度是我国央地之间重要的政策沟通机制,而这种机制的作用发挥是建立在地方充分酝酿并形成区域共识的基础上,否则,地方政策议题升级的可能和效率会大打折扣,因此,更多元的央地政策沟通机制有待建立;第三,政策试点不是一个单向的政策过程,而是一个包含了“上下”多次循环往复的互动过程,在循环往复中积蓄改革能量。(三)基层试错、调查研究与央地非正式互动
在央地非正式频繁互动阶段,调查研究这一传统治理工具加入新的治理理念与治理目标的应用创新,以及基层主体保持足够积极性持续参与政策沟通,确保了改革中多元协同治理格局的形成(见图4)。有限度的容错试错机制给予改革者一定的发挥空间,不但地方政府可以实施改革试点,推行其自主探索的政策模式,基层主体也可以进行政策探索,而容错试错机制的制度化、成文化在当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中较为迫切;政策试点中的央地互动需建立在以央地共同意志为前提、以容错试错机制为保障、以调查研究为互动治理工具、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基层组织”协同发力为直接驱动的基础之上,在本案例中,基层组织(非政府部门)成为参与并主导政策试点的主体,政策试点中的治理结构进一步多元化;政策试点中困境和阻力的破除需要更有效、更多元的央地非正式互动与政策沟通机制。(四)政策扩散、政策创新与央地互动路径迁移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中国式”政策试点结果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0个案例的多值定性比较分析[J]. 陈宇,闫倩倩. 北京社会科学. 2019(06)
[2]政策创新的“试验-认可”分析框架——基于央地关系视角的多案例研究[J]. 石晋昕,杨宏山. 中国行政管理. 2019(05)
[3]中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治势能——基于近20年农村林改政策的分析[J]. 贺东航,孔繁斌. 中国社会科学. 2019(04)
[4]政策试点的产生机制及偏离效应分析——以中央发动的政策试点为例[J]. 刘宏玉,范炳良. 领导科学. 2019(04)
[5]政策试点的试验机制:情境与策略[J]. 赵慧. 中国行政管理. 2019(01)
[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治理中的“特事特办”制度[J]. 袁幸. 新视野. 2018(05)
[7]政策试点的结果差异研究——基于2000年至2012年中央推动型试点的实证分析[J]. 吴怡频,陆简. 公共管理学报. 2018(01)
[8]嵌套试验与创新涌现:深圳市“织网工程”政策试点的过程分析[J]. 李晓方,孟庆国,张楠.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7(05)
[9]政策试点的特征:基于《人民日报》1992—2003年试点报道的研究[J]. 梅赐琪,汪笑男,廖露,刘志林. 公共行政评论. 2015(03)
[10]政策试点:发生机制与内在逻辑——基于我国公共部门绩效管理政策的案例研究[J]. 刘伟. 中国行政管理. 2015(05)
本文编号:3577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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