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创新中政策企业家知识创造的一个分析模型——以K市公益基金招投标改革为例
发布时间:2022-01-19 04:55
政策企业家在推动政府创新中,有无知识创造活动?若有,过程是怎样的?这是政府创新研究中的基本问题之一。论文以知识生产理论为视角,以K市公益基金招投标改革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发现是:政策企业家将其新想法转化为创新方案的认知活动中,运用了其专门知识,创新方案设计活动是新想法、组织外部知识与内部知识的结合;知识创造本质是命题性知识与能力之知间相互作用而转换;知识创造方式包括原理化、操作化、合法化、边界化等;生产过程最后产出了因果知识、工具知识、流程知识、目标知识、预测知识、协调知识等。基于创造方式,论文将政策企业家的知识创造模型命名为ROLD。这一研究的意义在于:尝试从知识创造视角去揭示政府创新微观活动的"黑箱"。
【文章来源】:公共行政评论. 2020,13(01)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20 页
【部分图文】:
地方政府创新中政策企业家知识创造模型
上文分析的创新方案形成的行动策略,与体系化知识间的关系,图2作了展示。因政府一项行动有多种后果,故在知识生产中,一项行动有可能产出多种类型的知识。上述行动策略,内含着政策企业家在结合新想法、外部知识、内部知识时的种种考虑,重点是新想法如何变成组织可运作的方案,行动的知识成果即创新方案所需要的知识,因此,行动策略在知识属性上归属为知识创造方式,本质上是命题性知识到能力之知间的相互作用与转换。如:MY在方案出台之前就拨款方法的弊端、招标方法的优势等在多个场合的谈话等,回答了“为什么这么做”———“为创新方案辩护”的各种活动,完成了“招标”这一新想法从“顿悟”那种感性知识向有系统论证过的理性知识的转换,知识创造活动即原理化;找到并援引国务院文件的做法,集中展示了MY团队在处理来自上级态度等难题时的策略选择,这一策略使得“招标”具备了由上级文件赋予的合法性,知识创造活动过程即合法化;在方案制定、实施中划定业务范围等做法,展示了MY团队对来自相关部门态度或反应等问题的处理方法,这些策略有效规避了其他部门的干预、指责,知识创造活动即边界化;MY领导下的组织运作调整、实施方案制定、操作平台建立等活动,实现了“招标”从一个初步想法向体系性实施方案的转换,实施方案集中显示“如何做”,知识创造活动过程即操作化。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公共组织跨部门知识共享研究进展与展望[J]. 常荔. 公共行政评论. 2018(04)
[2]政策企业家如何影响政策创新:政策过程的视角[J]. 陈天祥,李仁杰,王国颖.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8(04)
[3]公共政策的知识基础与决策权配置[J]. 王礼鑫. 中国行政管理. 2018(04)
[4]创新的经济学逻辑[J]. 汪毅霖. 读书. 2017(09)
[5]再论道德的能力之知——评黄勇教授的良知诠释[J]. 郁振华. 学术月刊. 2016(12)
[6]企业家发现、知识与制度变迁:奥地利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J]. 刘志铭. 学术研究. 2014(12)
[7]政策企业家与社会政策创新[J]. 朱亚鹏,肖棣文. 社会学研究. 2014(03)
[8]社会管理创新的上海实践:马伊里访谈录[J]. 蓝煜昕. 中国非营利评论. 2012(01)
[9]论政策移植与政策创新[J]. 黄健荣,向玉琼.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02)
[10]市场非均衡、知识与企业家过程[J]. 张焕勇,杨增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08(04)
本文编号:3596246
【文章来源】:公共行政评论. 2020,13(01)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20 页
【部分图文】:
地方政府创新中政策企业家知识创造模型
上文分析的创新方案形成的行动策略,与体系化知识间的关系,图2作了展示。因政府一项行动有多种后果,故在知识生产中,一项行动有可能产出多种类型的知识。上述行动策略,内含着政策企业家在结合新想法、外部知识、内部知识时的种种考虑,重点是新想法如何变成组织可运作的方案,行动的知识成果即创新方案所需要的知识,因此,行动策略在知识属性上归属为知识创造方式,本质上是命题性知识到能力之知间的相互作用与转换。如:MY在方案出台之前就拨款方法的弊端、招标方法的优势等在多个场合的谈话等,回答了“为什么这么做”———“为创新方案辩护”的各种活动,完成了“招标”这一新想法从“顿悟”那种感性知识向有系统论证过的理性知识的转换,知识创造活动即原理化;找到并援引国务院文件的做法,集中展示了MY团队在处理来自上级态度等难题时的策略选择,这一策略使得“招标”具备了由上级文件赋予的合法性,知识创造活动过程即合法化;在方案制定、实施中划定业务范围等做法,展示了MY团队对来自相关部门态度或反应等问题的处理方法,这些策略有效规避了其他部门的干预、指责,知识创造活动即边界化;MY领导下的组织运作调整、实施方案制定、操作平台建立等活动,实现了“招标”从一个初步想法向体系性实施方案的转换,实施方案集中显示“如何做”,知识创造活动过程即操作化。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公共组织跨部门知识共享研究进展与展望[J]. 常荔. 公共行政评论. 2018(04)
[2]政策企业家如何影响政策创新:政策过程的视角[J]. 陈天祥,李仁杰,王国颖.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8(04)
[3]公共政策的知识基础与决策权配置[J]. 王礼鑫. 中国行政管理. 2018(04)
[4]创新的经济学逻辑[J]. 汪毅霖. 读书. 2017(09)
[5]再论道德的能力之知——评黄勇教授的良知诠释[J]. 郁振华. 学术月刊. 2016(12)
[6]企业家发现、知识与制度变迁:奥地利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J]. 刘志铭. 学术研究. 2014(12)
[7]政策企业家与社会政策创新[J]. 朱亚鹏,肖棣文. 社会学研究. 2014(03)
[8]社会管理创新的上海实践:马伊里访谈录[J]. 蓝煜昕. 中国非营利评论. 2012(01)
[9]论政策移植与政策创新[J]. 黄健荣,向玉琼.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02)
[10]市场非均衡、知识与企业家过程[J]. 张焕勇,杨增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08(04)
本文编号:3596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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