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威海 顾源 社会学研究2012 (中国城乡居民的中学教育分流与职业地位获得)

  本文关键词：中国城乡居民的中学教育分流与职业地位获得，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论文中国城乡居民的中学教育分流与职业地位获得同的学校，，按照不同的要求和标准，采用不同的方法，教授不同的内容，使其成为不同规格和类型的人才（Janes＆Harris，1990，转引自乔智，2008）。根据教育分流阶段的不同，可以分为小学阶段分流、初中阶段分流、高中阶段分流和大学阶段分流（乔智，2008），根据分流的形式，可以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即依据学生的考试成绩将学生分配到不同类型的学校中。

出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高等教育输送合格高中毕业生的目的（也是保证经济建设对人才的急需），中共中央于1953年提出了兴办重点学校的要求。当时确定重点中学的依据主要是中考和高考的升学率。城市中学被划分为三类，第一类学校有70－90%的毕业生能考入高校，第二类有15－30%的毕业生能考入高校，第三类基本上与高校无缘。升学率最高的那些学校被确定为重点学校，能得到最好的老师、最好的设备及成绩最好的学生。这一政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现代化建设的任务迅速摆在中央工作中最为显著的位置，面对当时的形势，邓小平提出要恢复“重点学校”制度（刘精明，2004）。在当前形势下，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在学生声望、师资配备、基础设施、经费来源等各个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李海涛，2008）。是否能够进入重点学校就读，对未来的教育机会获得和职业地位获得具有重要意义。重点中学制度人为地扩大了学校之间的差距，正在成为凝固和扩大社会阶层差距的重要机制。尽管择校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教育制度模式下，有着不尽相同的阶层选择后果，但择校的潜在目标是基本相同的，那就是好的学校有着更好的教育利益的回报、更好的升学机会和未来更高的职业地位（刘精明，2004）。很显然，中国的中学教育分流制度对教育资源分配、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都是不应忽视的因素，其效应有可能比受教育年限更显著。

我们以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①（CGSS2008）资料为主要依据，把人们的中学教育区分为重点学校（是指区县级以上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两种类型，用这一变量取代布劳和邓肯经典模型中的教育年限变量，来考察中国的中学教育分流制度对人们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①本论文使用数据全部来自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之“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执行，项目主持人为李路路、边燕杰教授。作者感谢上述机构及其人员提供的数据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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