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研参考系列邮件
本文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就业导向的异化与矫正,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2014年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工作会议3月25日在京召开,就加快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进行新的工作部署。
当前,我国已提出职业教育到2020年的发展目标,即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有何内涵?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如何发展?职业院校如何建设?教育部副部长鲁昕针对这些问题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现代职教体系必须对接现代产业需求
记者:在您看来,现代职教体系应具有哪些特点?
鲁昕:必须建立健全符合现代产业需求的学校和专业基本标准,改革课程和教材的内容与形式,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针对性。为此,我们加强和改进中职学校的德育工作,制定中职学校专业教学标准和首批100个国际水准专业教学标准,修订高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和专业设置管理办法,开发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管理系统,完善全国职业院校专业设置管理与公共信息服务平台,还遴选“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公布362种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教材。
当前,通过召开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工作会议,举办全国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分类制订相关行业人才培养指导意见并完善行业合作机制,以集团化办学为重点推进校企深度合作,我们正在形成密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并在逐步探索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
“文化素质+职业技能”:学生多样化入学“六条路”
记者:学生能否从现代职教体系中受益?
鲁昕:任何教育改革都是要让受教育者受益,这是我们的基本原则。为此开展了多个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其中一项就是推进高职院校招生制度改革,建立以“文化素质+职业技能”为主要内容的六条途径,为学生提供多样化入学机会。学生入学后,要保障他们接受良好的、优质的职业教育,因此国家启动了职业教育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开展了一系列职业教育与产业协同创新、职业教育联盟等相关领域的试点和试验区改革。近年来,职业院校毕业生保持较高就业率正是深化改革取得成效的体现。今后我们要进一步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三对接”,积极推进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为广大年轻人打开成才大门。
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
记者:针对我国教育现状,构建现代职教体系的关键在哪里?
鲁昕:关键在于推动教育结构的科学调整。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是实现技术技能人才系统化培养的关键环节。2013年主要做了四方面工作:一是组织15个省份35所地方本科高校及研究机构系统研究欧洲实体经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应用技术大学的发展,开展了以1999年新建本科高校为重点的地方高校转型发展课题研究。二是指导和支持35所地方高校成立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组建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研究中心,为地方高校转型发展提供决策研究支撑。三是启动了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指导意见的研究起草工作。四是广泛开展宣传,为改革试点营造良好氛围。目前已有部分地方政府和近百所地方高校自愿报名参与。
加快探索先行先试
记者:2014年职业教育改革主要有哪些部署?
鲁昕: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任重道远,,要抓的工作很多,主要有:一是抓紧推进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的制订工作。修订《职教法》已列入计划,制定校企合作促进办法。二是由省级政府统筹,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遴选一批行业背景较为突出的本科院校,与优质高职院校通过课程体系相互对接,实现技术技能人才的系统培养。三是深入推进中高职衔接,重点推动中高职课程衔接和学制改革,提高中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四是发布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三年行动计划,指导专科层次高职院校科学定位、办出特色。五是组织开展国家和省两级本科院校转型试点,向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进行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六是加强标准体系研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应用技术类型高校标准体系。七是鼓励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系统引进优质教育资源。
此外,还要从职业教育关键制度建设入手,修订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健全学生实习责任保险制度,继续实行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制度,形成职业教育日常管理规范;组织修订职业教育公共课程国家规划教材试点,开展职业教育专业对接社会需求情况第三方评估,继续扎实做好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励工作。
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
记者:近年来行业企业参与兴办职业教育的热情很高,国家在这方面有什么鼓励政策?
鲁昕:今年2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积极支持各类办学主体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形式举办民办职业教育;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允许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探索公办和社会力量举办的职业院校相互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的机制。社会力量举办的职业院校与公办职业院校具有同等法律地位。推动公办和民办职业教育共同发展。同时坚持以提高质量、促进就业、服务发展为导向,发挥好政府引导、规范和督导作用,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吸引更多资源向职业教育汇聚。
中国职业教育也要“走出去”
记者:从长远看,我国职业教育还需要做哪些准备?
鲁昕:职业教育已成为衡量一国综合实力和人力资源的重要指标,中国职业教育必须“走出去”,提升国际交流与合作水平。我们将继续实施中德、中英、中荷等合作项目,推动中美、中澳、中非、中国-南美高职的交流与合作,推进中国高职院校与美国社区学院交流合作,开展与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儿基会等的相关合作项目。探索与中国企业和产品“走出去”相配套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通过向高水平的国际职业教育学习和借鉴,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数以亿计的工程师、高级技工和高素质职业人才,形成合理的教育结构,创造更多人才红利,为提高中国制造和中国装备的国家竞争实力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北京高考改革落点:高职录取呈现多元化
新年伊始,职业教育成为教育改革的热门词。2月2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五大任务措施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随后,在近日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教育部副部长鲁昕透露,我国即将出台方案,“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一种是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考试内容为技能加文化知识,一种是现有的高考模式。目前,北京市高职招生涵盖自主招生、单考单招及高会统招3类形式。这3类形式在报名、考试、录取等方面有一些不同。
1.自主招生
自主招生是面向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的毕业生。每名考生限报一所学校。院校根据专业特点和入学需要自主确定入学标准,按照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结合考生高中阶段的学习情况及综合测试成绩,自主确定录取方案。从往年情况看,试点校入学考试评价均采取笔试结合面试等形式对考生进行综合测评。按规定,被录取考生不再参加当年高考,未被录取考生可继续参加当年高考。
2.单考单招
这种招考类型主要针对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不能报名。报考高职单考单招的考生除了参加文化课考试报名外,还要按所报考院校规定参加专业课考试报名。从往年情况来看,文化课考试报名时间与高考报名同步,专业课考试报名则由招生院校负责组织,大多安排在5月中下旬。
单考单招考试科目设置为“3+X”。“3”指语文、数学、外语3科公共文化课,由全市统一命题并组织考试和评卷。“X”指招生院校根据专业要求设定的综合专业课1科或专业基础课、职业技能课2科。高职单考单招实行单独录取,根据全市考生语文、数学、外语考试成绩,按招生计划数的一定比例划定统一的录取控制分数线。招生院校在控制分数线以上,结合考生综合专业课或专业基础课、职业技能课成绩,按志愿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3.高会统招
“高会统招”主要针对普通高中毕业生。报名在普通高考报名时进行。高会统招的考查科目包括高考文化课科目和会考科目两部分。其中高考科目包括语文、数学(文/理)、外语3科,录取时按考生3科成绩总分进行排名,不再单独命题考试。而会考备选科目为历史、政治、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信息技术、通用技术等8科。高职院校根据本校各招生专业的培养要求,从备选科目中指定2至3科,对考生成绩提出等级要求,以此作为录取时的前提条件。
广西改革高职高专招生录取制度
从今年开始,广西将对高职高专招生录取进行改革,在招收高职专业的民办高等院校试行注册入学,民办高校可以让未被录取的考生申报该校注册入学,根据考生的高考统考成绩和高中毕业会考成绩择优录取。
原则上,广西所有招收高职专业的民办高校均具有高职注册入学招生资格,是否开展注册入学工作视该校高职高专计划完成情况而定。民办高校依据考生的普通高考统考成绩和高中毕业会考成绩择优录取并安排专业,具体折算排序方式由各校自主确定。
广西要求,注册入学招生计划原则上不超过该校年度招生计划的30%,已参加2014年普通高考统考且截至高职高专预科批次录取结束后仍未被录取的考生,均可申报参加高职注册入学。招生院校根据考生普通高考统考考试成绩和考生高中毕业会考成绩,按照本校高职注册入学招生章程公布的规则确定拟录名单。高职单招和高职注册入学的拟录取名单都必须经广西招生考试院审批备案后,方能给考生发放正式录取通知书。
安徽高职院校将逐步停招三年制中专
今后,安徽省将逐步取消高职院校的三年制中专招生计划。记者从安徽省教育厅获悉,从2014年起,我省普通中专教育(不包括初中起点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计划管理职能由省一级下放到设区市属地管理,省属普通中专学校也纳入市级统筹。
按照安徽省教育厅的要求,普通中专招生计划今后将实行属地管理,由各设区市、省直管县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发改行政部门审核确定。省属普通中专学校也纳入市级统筹,年度计划由学校依据办学条件和社会需求自主确定,报所在市备案、统一公布。逐步取消高职院校三年制中专招生计划。
安徽省教育厅要求各地在招生专业的设置、调整上,主动适应本地和我省经济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对需求量明显不足、毕业生就业困难的长线专业,严格控制招生;开设医药卫生、公安司法、教育类等国家控制专业,严格审查其办学资质。在学制方面,学校招收的初中毕业生,基本学制为3年;艺术类、体育类部分专业招收小学毕业生基本学制为6年。
教育部首次组织编制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近日,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分别在学校网站发布了2013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全国大学生就业公共服务立体化平台对各高校就业质量年度报告进行了链接发布。这是教育部首次组织编制和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编制和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是高校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是提高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抓手和举措,对进一步完善就业状况反馈机制,引导高校调整专业结构、创新培养模式、强化以生为本,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接受社会监督具有重要意义。为做好这项工作,去年11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出了《关于编制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的通知》。按照《通知》要求,教育部直属高校应在2014年2月底前率先完成本校首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编制发布工作。对此,教育部直属高校高度重视,责成专门机构研究编制本校的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截止3月7日,75所直属高校全部发布了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这次发布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主要内容包括,2013届毕业生就业的基本情况、主要特点、相关分析、发展趋势等。部分高校还结合实际和学校特色发布了分层次、分学科、分院系、分专业、分地域的就业状况,以及就业状况对学校招生、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影响评价,并从就业状况、劳动报酬、就业满意度等维度构建了毕业生就业质量指标体系。总体看,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客观反映了各校就业基本情况、办学特色和工作成效。
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是以就业提质量、促改革的有益探索,教育部门将不断完善报告内容和发布方式,进一步健全毕业生就业状况反馈机制,形成就业与招生计划、人才培养、专业调整等的联动机制,更好地促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
教育部党组学习贯彻中央国家机关党的工作会议精神
4月8日,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袁贵仁主持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国家机关第二十八次党的工作会议暨第二十六次纪检工作会议精神,特别是李克强总理在接见全体会议代表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会议指出,李克强总理的讲话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机关党的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党员干部的殷切期望,为推进中央国家机关党建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要紧紧围绕和服务教育改革发展大局,加强教育部机关党的建设,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会议强调,党组和机关司局、直属单位党组织要结合部重点工作任务,结合2014年机关党委工作要点,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进一步研究加强党的建设和纪检工作。一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把学习讲话精神与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相结合,作为机关党校和直属机关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二是进一步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三是切实巩固扩大教育实践活动成果。要抓好党组、机关司局和直属单位落实整改任务,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对教育系统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单位的指导,推动与第一批活动上下联动,协同推进。四是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就机关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直属单位改进工作作风等研究制订相关规定。五是加强直属机关党建工作制度体系建设。健全思想理论学习、基层党组织工作制度。建立基层党建工作考评指标体系,认真做好《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贯彻执行情况自查工作。六是加强廉政建设。要健全廉政风险防控体系,严格“三公”经费和会议费等经费管理,切实提高预算编制和执行水平。
陕西省全面启动省属高校人事改革
4月1日,记者在陕西省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工作会议上了解到,今年陕西省将全面启动省属高校人事改革工作,高校岗位编制重新核定,教师职称评审权逐步下放。
陕西高校重新核编工作按照现有在册正式工作人员数量为基数设置岗位,根据变化适时调整岗位设置方案,确保教师岗位占教职工总量的55%以上。探索基础岗位编制保障基本运行、弹性编制满足全面需求,财政供给与学校保障相结合的高校编制管理办法。除引进的国家“千人计划”、省“三秦学者计划”人才外,高校年度增人计划主要用于引进急需的高层次人才。
陕西省还将用3年左右的时间,逐步将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权交由符合条件的高校组织实施,将分类完善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条件,逐步下放职称评审自主权,发挥职称评审的导向作用,提升教师队伍整体水平
青海省2013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白皮书发布
青海省2013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白皮书4月1日发布。白皮书把初次就业情况按学历层次、专业类别以及就业流向等内容编印成册,向社会发布。
此次发布的就业白皮书包括2013年青海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情况、2013年省内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情况统计及初次就业流向情况等内容。
发布就业白皮书,是为了让我省各界全面了解省属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和调整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提供依据,使我省高校进一步落实“招生跟着就业走,办学围绕市场走”的办学思想,为广大高考考生和家长提供一个选择报考学校和专业的依据。
2013年,我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共计13537人,初次就业率为87.20%,比去年下降了1.45个百分点。其中,研究生792人,初次就业率为77.90%,比去年上升了2.90个百分点;本科生7029人,初次就业率为84.52%,比去年下降了1.09个百分点;专科(含高职)生5716人,初次就业率为91.78%,比去年下降了2.43个百分点。
青海省教育厅从2013年6月底开始派遣省内高校毕业生,到7月10日全部派遣完毕。同时,从7月1日开始办理省外院校青海生源毕业生在青就业的报到手续并接转学生档案,已有5000多名毕业生在青海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报到,并转派到用人单位和各地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2013年,针对《兵役法》修改后出现的新情况,对预征工作进行了宣传,让毕业生了解高校毕业生入伍后的各项优惠政策。截止到9月1日,已有273名大学毕业生应征入伍。
青海省将提高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率和贫困学生就业率作为重点工作。要求各学校要向用人单位优先推荐少数民族毕业生,各校就业指导中心对就业困难的少数民族学生进行一对一帮扶,少数民族本专科毕业生5350人,初次就业率为86.2%。
2013年,青海省共有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免费师范毕业生234名,225人与中小学签约。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副书记金春:论新形势下高职院校就业指导体系构建
摘要:随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高职教育在高等教育中已占据重要地位。高职生的就业状况,关系到高职院校在市场经济中的声誉和作用,关系到高职院校是否能稳步向前发展。从高职院校就业指导的总体来看,当前各校对就业指导工作的认识程度都有所提高,但由于就业指导工作起步较晚,高等职业院校的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还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就业指导工作的开展和高职生就业的效果。在新形势下,如何构建符合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就业指导体系,引导高等职业院校学生形成科学、向上的就业观,是高职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新形势,高职院校,就业指导,体系构建
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确立了我国高校毕业生资源配置机制从计划配置转向就业制度,大学生有了自主选择适合自己发展职业和工作机会。然而,近些年来,毕业生人数屡创新高,一些用人单位强调工作经验或过分关注毕业院校,毕业生对工作定位不清等问题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当前人才市场人才需求量较大,由于人才市场供需双方观念不一致,毕业生对工作期望值高于用人单位所能提供的工作,才是导致毕业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高等职业院校应加强在校生的就业指导,培养毕业生正确的就业观念,在职业生涯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从而有效地解决大学生就业难这一社会问题。
一、就业指导的定义
高职院校就业指导是指高职院校按照社会要求,为高职生寻求职业和影响在职业工作中的发展而进行的全方位的指导。就业指导定义可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的就业指导是指给求职择业者传递就业信息,为其与职业的结合进行中介服务,帮助求职者就业;广义的就业指导是指为求职者选择职业、准备就业以及在职业中求发展、求进步提供知识、经验和技能。就业指导包括搜索汇集、传递就业信息,开展就业政策咨询,进行思想教育,培养劳动技能,组织劳动力市场以及推荐、介绍和组织招聘与就业有关的综合性社会咨询服务活动。
二、高职院校就业指导工作的现状
2002年教育部制定《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机构及队伍建设的几点意见》,明确高等院校要设立毕业生就业指导部门。目前,大部分的高职院校都设立了就业指导工作机构,但由于这项工作起步较晚,高职院校对就业指导工作并不重视,对就业指导的认识还处于狭义定义阶段。就业指导多通过就业指导课或专题讲座、组织洽谈会形式进行,内容和任务主要涉及就业政策宣讲、求职技巧指导。就业指导工作比较薄弱,机制比较僵化,未将就业指导工作规范化、制度化,也未将就业指导工作贯穿整个大学教育全过程。纵观我国就业指导工作,存在以下几方面具有共性的突出问题:
(一)对就业指导不够重视
对就业指导工作的重视程度决定就业工作的成效。高校一直重视教学,将教学视为高校生存的“第一生命线”,却忽视了就业工作的重要性,导致就业指导工作观念落后。许多学校在学生离校前一个学期才开设就业指导课程,内容只涉及就业政策和面试中需要的小技巧,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就业指导,对毕业生未来工作能力的挖掘、毕业生就业方向的调整等方面起的作用很少。有些院校也在低年级的学生当中开设了就业指导课,但是开设的就业指导课讲授形式单一,而且以大班授课为主,难以吸引低年级学生的兴趣,无法达到授课目的。
(二)就业指导手段陈旧、内容单一
高职院校现有的就业指导难以满足毕业生对就业工作的需要,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就业指导手段陈旧,一般通过召开全院动员大会、专家讲座或报告会的形式开展,这种方式有利于集中传授知识,但缺乏针对学生个体特点的专门咨询和有效指导,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无法达到授课目的。另一方面,就业指导授课内容单一,简单的政策宣讲和面试技巧的指点很难对大学生进行就业观念和价值取向进行引导,也难以对大学生的职业判断和选择能力进行培养,更难实现对大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方面的教育。
(三)就业指导师资队伍匮乏
一支专业化、职业化的就业指导老师队伍是就业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并将成效落到实处的载体。目前来说,绝大部分高职院校就业指导老师由各学院单位书记、辅导员或社科部教师来兼任,这些人员在就业指导方面缺乏科学、系统的理论知识,对就业相关政策、就业形势不能从理论高度给予令人信服的解答,指导质量与效果难以提高。因此培养一支专业化、职业化的就业指导教师非常重要。
三、构建具有高职特色的就业指导工作体系
新形势下,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就业工作关系重大,构建具有高职特色的就业指导工作体系,保证就业指导工作在高职院校中得以展现成效,能在最大程度上缓解甚至解决学生就业工作难的现象。具有高职特色的就业指导工作体系包含工作机制建设、就业指导课程体系建设、指导手段改进和就业指导师资队伍建设等。
(一)建立健全就业指导工作机制
完善规范的就业指导机制是就业指导工作顺利开展的充分保障。高职院校要以校为单位,建立就业工作小组,小组成员由三个层面人员组成,包括校领导层、就业管理工作处层和院系层。
1.校领导层面。将就业工作放在校重要工作的位置上,实行一把手工程,由学校党委书记、校长总负责,校党委副书记或副校长直接分管。校领导层面需完成的工作职责是:统筹全校的就业指导工作,在国家毕业生就业政策的宏观指导下,研究制定学校内部的毕业生就业工作政策规定、制度办法;协调解决毕业生就业工作中出现的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
2.就业管理处层面。就业管理处对上要认真贯彻、落实校领导层的指导思想,制定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政策、制度及相关就业文件。对下要做好就业指导和服务工作,完成就业信息搜集、就业推荐、就业回访、就业市场开拓与就业基地建设等工作。就业管理处要注重激发各院系的主观能动性,允许院系可根据自身专业特色制定具体的就业工作计划。
3.院系层面。该层面主要由各院系组成,院系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制定符合院系实际情况的就业工作计划。成立院系级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院系党委书记和院长担任,副组长由院系党委副书记来担任。就业工作办公室主任负责具体工作安排,各带班辅导员负责班级就业工作。
(二)加强就业指导中高职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就业指导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密不可分,通过对就业指导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能了解大学生的思想、个性和求职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就业指导工作。加强高职院校就业指导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就业指导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全程化,能帮助大学生了解国家相关就业政策和就业形势,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择业观念,并及时纠正学生一些错误思想。
1.帮助大学生了解就业政策和就业形势。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国家最新的就业政策和就业形势。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自身的求职目标,以免学生在空想的状态下求职。
2.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高校教育已由精英教育转变成大众化教育,然而大学生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转变所带来的变化。绝大多数的学生对自己的定位仍然很高,“天之骄子”的光环仍未褪去,体现在就业过程中“有业不就”的现象并不少见。在对就业与择业的认识上,存在“一步到位,终生不变”的观念,把初次择业看得过重是大学生不够理性的就业观念。因此,运用思想政治教育,指导学生从天之骄子身份向普通公民身份转变,建立符合实际的择业观和就业观。
3.纠正学生在就职时思想上、行为上存在的偏差。在求职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学生在思想行为上出现偏差。有些学生过多重视经济利益,呈现个人利益至上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有些学生缺失诚信,简历造假、随意毁约;有些学生认为就业难,怀疑上大学的意义;有些学生难以承受就业压力,产生自卑心理等等。就业指导工作应及时对这些问题进行疏导,对学生出现的问题进行纠正。
(三)设置系统科学的就业指导内容体系
就业指导内容应该从心理、知识和行为三个层面开展。
1.心理层面指导。心理层面指导主要是通过分析大学生的性格特征及专业素养,使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正确认识自己、建立自信,从而消除焦虑、自卑和胆怯等心理障碍因素影响,进而能够依据客观现实,选择条件更适合自己、更符合自己特长、更感兴趣、有发展前途的职业;通过心理层内容指导还可以不断提升大学生心理抗压能力,积极调整面对竞争时的心态,更好地面对职业竞争。
2.知识层面指导。系统的专业技术知识体系是大学生在就业中展现自身价值的保障。通过知识层面内容指导,可以锻炼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适应工作中出现的新状况,提出新办法,保证大学生自身价值的可持续发展。合理的知识体系有利于广大高职学生工作能力的提高。要及时调整、丰富就业指导课程的知识结构,使得知识层面知识系统化、全面化。
3.行为层面指导。行为层面内容指导主要结合心理层面指导和知识层面指导的实践过程,构建实际的高职毕业生就业行为环境,从而结合实际行为过程培养毕业生具体执行能力,提高学生行动力、反应力,进而增强学生就业竞争优势,从而使得学生实现顺利就业。
(四)搭建高职生就业指导工作平台
1.以课堂理论教学为主。课堂教育作为正常教学的主要环节,有比较具体规范的要求。就业基础理论学习是大学生面临真实就业环境考验前必须从事的基本技能锻炼。就业基础理论是各种就业实践的结晶,概述就业中出现的普遍状况,适用一般的就业问题。通过掌握基础理论,可以帮助学生以不变应万变,适应就业中出现的各种新现象。对于高职院校来说,通过设立课堂理论教学,还可以为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挖掘高等职业院校学生的特点、优势,避免千篇一律地参与就业竞争,提升学生就业信心,提高就业成功率。
就业指导课程的开设应该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大一开设职业生涯规划课程,让学生从进入大学开始就有意识建立职业发展规划,通过分析、认识自身的优势与不足,结合所学专业的特点,树立长期发展目标。建立积极正确的就业观念。第二阶段,大二开设职业道德与个人综合素质教育,通过参照职业发展目标,着重学习与之相适应的知识体系,并进行职业道德培养。第三阶段,大三开设求职技巧,直观地提高学生面试技巧和就业能力。
2.以个体咨询与辅导为辅。当代大学生追求个性化发展,由此,对学生提供个体咨询与辅导是就业指导工作中必不可少的辅助手段。通过个体咨询与辅导,可以对每个学生个体存在的具体问题,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意见,极大地提高了就业指导的准确率。不同于就业理论课程的普通适用性,个体咨询与辅助强调对学生特性的发掘与分析,那么也就要求指导工作不限于既有经验,而是需要更多地与咨询对象进行面对面交流,结合个体的性格特征、专业素质及兴趣爱好,形成就业解决方案。这对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仅要熟悉大学生就业工作的情况,要掌握毕业生思想动态和心理特点,还要有相当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能为学生解决心理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指导意见。
3.开展职业测评。职业测评能让学生了解自我并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在学校引进职业测评的系统,可给学生带来批量式帮助。学生在专业的就业指导老师指导下根据自己实际需要来选择测评的具体内容,确定测评的具体方法,并且需要专业人员的操作和指导才能参加测评。
(五)建设专业化就业指导队伍
建设一支专业的就业指导队伍是保证就业工作有效展开的基础条件,而就业指导队伍具备结构合理、层次清晰、职责明确等基本原则是促进就业工作高效运转的催化剂。
建设专业的就业指导队伍,并不是要求队伍所有成员仅从事就业工作,而是以专业人员作为骨干,组成队伍的核心竞争力;吸纳兼职人员为枝叶,延伸就业工作面。所以从队伍结构上说,人员组成应该适应以专职为核心,专职带兼职,兼职促就业的原则。建设层次清晰的专业就业指导队伍人才梯队,就是要打造由经验丰富、专业深厚的基础层,沉着稳重、年富力强的稳健层和富有激情、勇于创新的开拓层三个层次组成的成员结构,分别对应着队伍建设的老、中、青三代成员,各层相互影响,互相促进,三层良性发展形成有想法、有办法、有能力的就业工作队伍。队伍职责明确的原则要求配设专职从事就业工作的领导,负责全面统筹就业工作;专职指导老师负责对学生进行就业培训与辅导;专职行政人员负责所有就业信息的收集与发布,做好就业后勤工作。
优秀队伍建设关键是保持成员的持续竞争力。面对激烈竞争环境,当前就业背景、行业前沿和专业需求等情况瞬息万变,给就业指导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适应发展需要,提高自身专业素质,锻造专业就业指导队伍的可持续竞争力,不仅要走出去,时常到就业工作卓有成效的单位部门进修,学习先进就业工作经验;还要适时的请进来,邀请国内外在就业指导工作领域颇有建树的专家对队伍进行培训,指导就业工作开展与提高。
高职院校教育服务拓展与教师评价机制研究
摘要:教育服务已经成为高校内涵建设的重要内容。从高职院校的特点出发,分析教育服务的内涵、属性和背景,进一步认清高职院校教育服务现状,探索高职院校教师评价的新标准、途径,构建与此相适应的教师评价机制,是高职院校发展的新命题。
关键词:高职院校,教育服务,教师评价
伯顿·克拉克认为高校作为一种学术组织的内在逻辑、政府干预以及市场的压力,是推动或限制其发展的“三角范式”。以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为主要特点的高职教育改革要求广大高职院校成为开放式的育人平台,这更体现了“三角范式”下的高职院校自身发展诉求、政府要求和市场需求的有机结合。因此,拓展高职院校教育服务领域,以服务业的相关运行与管理理念来经营高职院校,形成其自身的教育服务领域的市场和特色,是高职院校在今后多元化竞争中的重要砝码,而适时推动教师考核机制已成为“三角范式”保持动态平衡的重要杠杆——“以服务为宗旨”不仅应是高职院校的办学导向,也应是教师评价的准绳。
一、高职院校教育服务的内涵和外延
教育服务从狭义上来说就是为社会与民众提供各级各类教育的服务,就高职而言,其教育服务主要包括全日制教学、岗位培训、考证服务、成人教育、技术指导、社区服务、公益活动等;从广义上而言,教育服务还包括在教育服务提供过程中围绕教育服务形成的产业群,包括教育服务本身和为教育提供服务的其他服务。本文所谓“教育服务”主要指狭义上的教育服务。强调高职院校教师的教育服务理念,并在拓展教育服务面向的基础上同步改革教师评价方法,就院校层面而言是基于当前高职教育大发展之后,开放办学背景下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需要,也是今后高职院校随生源数量下降而导致的财政收入下降后的主动应对,是提升院校师资队伍整体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就教师个人而言,是保持与行业、社会密切联系,丰富教育教学内容,提升实践教学指导和社会服务能力,提高自身岗位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二、高职院校教育服务的属性与对象
(一)高职院校教育服务的属性
相比普通高等教育,高职教育既是整个社会教育公平得以实现,公民素质提升与人才培养需求得以满足,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特别是职业文化得以传承与更新,产业行业得以发展的整体需要,也是个人劳动力价值得以提升,岗位竞争力得以强化,自我价值得以实现,企业效益得以优化的个体需求。前者强调的是高职教育的公共属性,即高职教育是一种公共服务;后者强调的是高职教育的个人属性,即高职教育是一种商业服务。毫无疑问,高职教育兼具公共服务与商业服务的属性。按照这一判断,拓展教育服务就是要更好地满足社会及更多个体的多样需求,包括公共价值的彰显与高职教育服务贸易(包括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拓展。
(二)高职院校教育服务的对象
由于高职院校是公共服务和商业服务双重属性交织的组织,且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社会机构。因而,如果简单来说,高职院校的教育服务对象其实就是其“利益相关者”。
1.“一切为学生服务”还是“一切为利益相关者服务”
在传统的学校模式中,一切为了学生是无可指责的。但当高校囿于自身传统研究范畴的历史时,类似于“象牙塔”的批评便纷至沓来。虽然,高职院校从来不以“象牙塔”自居,但由于其年轻教师大量是从“象牙塔”毕业的,在其意识中缺乏除学生之外的服务对象。1984年,弗里曼明确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理论,他认为: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到一个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影响的所有个体和群体。与传统的股东至上主义相比较,该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公司的发展都离不开各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企业追求的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某些主体的利益。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企业开始越来越多考虑员工的家庭、所在地区的环境、政府的需求,等等。作为高职院校,其利益相关者可以从这一线索去思考:首先是办学者的利益,可能是政府也可能是相关行业、企业;其次是从学生角度去思考,主要包括其家庭成员和用人企业;再次是从区域去思考,包括院校相邻社区、园区和地区。高职院校教育服务的对象理应包括上述利益相关者。
2.教学、科研还是社会服务
我们通常说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是高校的三大功能。但现在事实是,高校教师包括专业技术职务评定在内的主要教师评价指标基本局限在校内的“教育服务”范畴或是纵向的“科研课题”,不含或极少含有社会服务的内容。因此,其实对于广大高校教师而言,并不需要从事什么社会服务便可以升到高级职称,不会影响他们的职业发展,也不会影响他们的教学质量。但是,这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却是不适用的。如果说,部分研究型大学的教师需要坐“冷板凳”、“耐寂寞”的话,那么对于广大高职院校的教师而言,则是需要将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结合在一起的。所谓教育服务的拓展,其实就是要将教育的对象从在校生拓展到企业员工、下岗工人、转业军人等,将教育互动的场所从教室拓展到工厂、公司、社区,将教育服务的拓展作为教师承担社会责任的主要渠道,让教师通过教育服务的拓展更多地接触行业、企业和社会,不断加强教师与行业、企业和社会的密切联系,从而走出“学校一课程”的传统教育模式,逐步融入“社区-资源”的联动模式、“企业-文化”的渗透传播模式,使社区、企业真正成为高职院校的“第二课堂”。
三、高职院校教育服务拓展背景
WTO早已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服务纳入其GATS(《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框架,并视其为一种服务业,推动进入全球市场。因而教育特别是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作为一种服务业而存在,并以服务业的方式进行运作已既成事实。同时,高职教育作为占据了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重要类型,相对于普通高等教育而言,具有更高的区域性和经济性,在教育服务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高校生源数量逐年减少、社会对高等教育需求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基于教育服务的拓展来优化教师评价有着多种现实原因。
(一)高职院校提升教学质量的要求
拓展高职院校教育服务的面向并以此作为考核教师的重要依据,其本身就是尊重教育消费者的一种必然选择。之前高等教育尤其是高职教育中存在的重要问题便是长期忽视了教育消费者(即学生,无论是适龄还是成人)的职业与发展需求,从而使高职教育成为本科的“压缩饼干”,教学质量无法得到保障。
(二)高职院校加强内涵建设的要求
内涵建设的核心是基于教育教学质量基础上的竞争力。高职院校要提升竞争力,必须面向市场。拓展教育服务领域,改革教师考核机制,其实就是以评价这一标杆来撬动教师走向市场,提高服务质量,提升自身竞争力,这既是高职院校优化自身运行机制的要求,也是高职院校作为高校自身所具备的功能的完善。
(三)高职院校开放办学的要求
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要求高职院校成为开放式的育人平台。高职院校拓展教育服务,改革教师评价机制,其实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要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办学。开放办学不仅是办学模式层面的政校企合作,更需要高职院校教师面向政府、企业、社会的“外部的消费者”提供服务,只有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服务更多“消费者”,才能使开放办学拥有更多实质内容,从而打造优质服务品牌。
(四)高职教育类型确立的要求
如果说本科高校在教育服务领域主要是知识传承、创新与技术发明的话,那么高职院校在教育服务领域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指向技能传承、创新与流程优化等方向的。这就需要高职院校的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教育服务水平,并在教育服务过程中不断突显、强化这一特点,使之成为区别于本科院校的重要特点。
(五)高职教育走向国际化的要求
服务业尤其是国际市场的服务提供者,其运行与管理必然要体现服务业的特点与国际市场的针对性。当前,国际高等教育服务市场日益发达,“在某些OECD国家(尤其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的策略中,追求收益的思维方式变得日益突出”。国内生源则大量采用境外消费的方式去获取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同时,国外高校将逐渐进入国内市场。因此,高职院校必须通过拓展自身教育服务领域,培育一支高水平的服务团队等途径来形成自身的教育服务竞争力,避免在国际教育服务市场的重新分割中处于被动地位。
四、高职院校教育服务的现状
(一)高职院校的教育服务理念有待更新
许多高职院校仍然将教育事业视作一种单纯的公共事业、一种“铁饭碗”般的事业,缺乏市场意识、服务意识与竞争意识。同时,也仍然有部分教师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教书”,认为从事其他教育服务工作不在“职责”范围内,与“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高等教育根本要求不相匹配。因此,需要从更为整体的教育服务理念来充分认识高职院校教师工作的责任与使命。
(二)高职院校的教育服务水平有待提高
双师结构的团队已经成为高职院校教学团队建设的标准,但就专任教师而言,服务社会、行业、企业的水平仍有待提高。一是大量专任教师从普通高校毕业之后,缺乏行业、企业工作经历,职业教育课程开发能力、实践教学环节的指导能力和对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指导能力均较为欠缺;二是现有行业、企业技术标准和业务流程更新迅速,“双师型”教师只有不断通过服务行业、企业的技术革新和流程再造,才能更好地满足行业、企业转型升级的需求。
(三)高职院校的教育服务领域有待拓展
高职院校日益重视育人功能,但对于全日制教学之外的教育服务却仍然不够重视,也缺乏支撑这些领域教育服务的师资力量,距离开放式育人平台仍有一定距离,难以为毕业生“回炉”、企业员工深造、新农村和新社区建设等提供足够的服务资源。
(四)高职院校的教育服务运营有待加强
加强二级管理是改革教师评价机制中的重要环节。但目前广大高职院校的系(部)或二级学院基本尚未成为相对独立的运营主体,无法独立面对市场竞争,对于有志于拓展教育服务市场的教师也缺乏重视,不利于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在专业(群)层面的深入开展,难以培育学生就业的新生长点,办学效益仍嫌低下。
(五)高职院校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有待检验
对于国内高职院校而言,目前尚缺乏进入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市场的能力,而承受职教发达国家高职院校的市场挑战也将成为重要考验,坐视诸多高中生出国就读海外高职院校,无力挽回在这一领域的巨额贸易逆差。
五、高职院校教育服务拓展的维度
综上所述,加强教师评价机制改革,既是高职院校深化内涵建设、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高职院校对其所承担的社会服务功能的一种回应。完善高职院校的教师评价,应结合教育服务的类型和特点综合设计。
首先,公共服务是当代民主、法制社会的建设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对教育的必然要求,这关系到社会发展可持续性和民族“基因”的传承性,具有较强约束性,应成为高职院校教师评价的基础性、强制性内容,主要体现为全日制教育的课堂教学、学生实践指导、学生第二课堂指导、学生管理等。所谓基础性、强制性,就是指这是一名高职教师是否合格的基本要求。
其次,商业服务是满足个体或有关组织在经济、文化甚至兴趣等方面多元化需求的功能性要求,这是高等教育发展至今,其社会服务功能的重要延伸,具有较强时代性、区域性,应成为高职院校教师评价的拓展性、发展性内容,具体包括:企业员工培训、考证服务、成人教育、企业技术指导、社区服务、志愿者服务等。所谓拓展性、发展性,就是指一名高职教师能否成为优秀教师的要求。“为学生、家长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将越来越成为学校办学的理念共识和行动追求。而那些倾注着人性化的服务文化是很难被人模仿和复制的,将成为学校在激烈的办学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核心竞争力。”
最后,做好公共服务和商业服务都是高职教育的社会责任所在,而所谓教育服务拓展即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公共服务部分的高职教师的同时,有重点地加强商业服务。
六、面向高职院校教育服务拓展的教师评价机制探索
(一)建立科学评价体系,完善教师教学工作绩效考核
根据高职教育特点,结合院校自身功能定位、教师结构特点,将教育服务各方面内容纳入教师评价标准特别是教师教学工作绩效考核,建立符合院校发展的教师评价体系,并强调尊重教师个性,支持教师根据自身不同特点,发挥各自特长,在教书育人、技术创新、在职培训、文化建设等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名师队伍。
(二)融合教书与育人,强调教师工作的丰富内涵
高职教育发展至今,教师应该更为明确的树立全面的育人理念,其工作的主要时空已经不应该仅仅是日常工作时间,在教室、实训(验)室上课那样简单,而且还都负有实践育人地重要责任,包括参与学生社会实践指导、社团指导、技能和竞赛指导、学业和职业生涯指导等多类型、多形式的育人活动。简言之,对学生专业能力和素质养成的教育服务应该成为高职院校教师评价的基本要求。
(三)开发教育服务市场,借鉴企业运营机制
拓展以全日制学历教育为主体,以岗前(在职)培训和技术(能)、考证服务为两翼,以社区服务和公益服务为补充的服务市场。借鉴企业目标式管理机制,推动系(部)或二级学院面向市场开展商业性的教育服务,鼓励教师从事高职教育服务市场拓展。与行业、企业合作,面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积极开展针对技术革新、流程再造等领域的项目研究和开发;成立考证辅导中心或技术培训中心,并号召面向三农、下岗工人、转业军人等开展公益性教育服务,向社区或地方开放院校教育资源,服务地区和政府,承担更多社会责任。这是生源缩量背景下,高职院校发展的新增长点,是以服务反哺教学,满足社会多元需求,履行社会责任的要求。这应该成为高职院校教师评价的拓展性指标。
(四)提升教师服务水平,打造品牌服务团队
要根据各类教育服务的特点和要求,培育品牌服务团队,提升教师个体教育服务水平,强化学院在教育服务市场的竞争力。鼓励教师面向市场开展教育服务,可以丰富教师的行业企业经验,更好地融入服务产业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中去,也是当前打造学习型社会的要求。这应该成为高职院校教师评价的发展性指标。
(五)鼓励投身教育国际化,提升高职吸引力
对于广大示范性高职院校而言,应该着重思考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命题,担负起推进中国高职教育走向国际市场的使命。这包括开展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外交换生项目、各类以师资为主的自然人流动以及招收面向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对于承担或投身高职教育国际化进程的教师,应在评价中予以重点考虑。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2009年度)“高职院校教育服务背景下的教师评价机制研究与改革”(项目编号:zc09108)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主持人:陈利荣。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陈利荣 谢峰)
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几个问题的辨析
摘要: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提出,表明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发展已从鼎盛阶段趋于衰落。而从其推行大职业教育主义的实际效果来看,其在城市逐渐被生产教育、民生主义教育所替代;在农村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已距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含义相去甚远。作为知识分子办职业教育的典型代表,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留下的深刻教训和重要启示是:脱离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知识分子举办职业教育很难取得成功;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和产业结构,不可能为职业教育提供足够的生存发展空间。
关键词:大职业教育主义,社会经济约束型教育,社会经济形态,产业结构
从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历程看,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主义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就目前的相关研究文献,笔者认为,尚欠缺从历史的动态对其进行客观的分析,更多的是褒扬甚至是溢美,这不利于对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史进行科学理性的研究。从近代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分析,再结合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整体状况,笔者认为,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提出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表明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发展已从鼎盛阶段趋于衰落。在当时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大背景下,黄炎培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已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职业教育发展的颓势,谓其完善职业教育体系、促进职业教育发展更是无从谈起。而从实施或者推行大职业教育主义的实际效果来看,其在城市逐渐被生产教育、民生主义教育所替代;在农村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已距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含义相去甚远。在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发展历程中,作为知识分子办职业教育的典型代表,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和重要的启示:作为就业导向型、社会经济约束型的一种教育类型,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同步,社会经济的发展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原动力,脱离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职业教育就缺乏生存发展空间,举步维艰甚至趋于衰落,在所难免。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动荡,小农经济、自然经济、手工业经济始终占据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其以轻纺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对职业教育培养的毕业生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因而严重挤压了职业教育的生存发展空间。这就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生存困难、举步维艰,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无法扭转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整体衰落的趋势并淡出近代中国历史舞台的根本原因。
一、大职业教育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分析
考察大职业教育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有两点值得注意:(1)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逐渐转变;(2)中华职业教育社所倡导的职业教育乃至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正由鼎盛阶段趋于衰落。这两点紧密相连、互为关联、密不可分,或者说是互为因果的。所以,我们将这两点放在一起考察,分析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1913年,黄炎培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的商榷》一文,提出在小学推行实用主义教育。而实用主义教育的提出,仅是针对当时小学教育存在的严重的学用脱节问题,在课程、教材、教法等方面进行改进,与职业教育尚无关联。从1914年2月至1917年5月,他先后在国内皖、浙、赣、山东、直隶等地作教育考察,并赴美国、日本、菲律宾、南洋英、荷所属各地调研教育情况。国内普通教育与社会实际的严重割裂,国外先进的职业教育办学理念和方法,以及其勃兴的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良性互动且双赢的现状,使他深感在中国发展职业教育的必需。他认为:“方今最重要、最困难之问题,莫生计若;而求根本上解决此问题,舍沟通教育与职业,无所为计”。1917年,他提出学校教育在注重实用主义的同时,必须注重职业教育。他说:“就抽象言,则教育不实用之害中之;而就具体而言,则职业教育之缺乏,实为其直接感受苦痛处”。“语以抽象的实用教育,不若语以具体的职业教育之警心动目”,由在小学提倡实用主义教育转而提倡职业教育。而当时西方列强正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顾及中国,因而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也为近代中国职业教育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而当时中国学校教育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毕业即失业的现象,让黄炎培深感发展职业教育的必要。1917年,他倡议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1918年,他创办《教育与职业》杂志,举办中华职业学校,开始大力推行职业教育。而当时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进入高潮。据统计,1913年以前,中国纺织、食品、印刷、文具、机械五金等10个行业的工厂数为698个,工人总数为27万人;至20世纪20年代初,几年时间,工厂总数就增加到1759个,工人总数增至近58万人,厂数及工人数均增加了一倍以上。工商业的勃兴对职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职业教育的办学因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据统计,1918年,全国职业学校仅531所,到1921年就增至719所,1922年达到了1209所。1922年比1918年增加了1.5倍,也比1921年增加了近70%,近代中国的职业教育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始终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在一个外资主导的社会经济状态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注定只是一个短命的过程。从上世纪20年代初开始,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西方列强重新进入中国,占领了中国产业资本市场。随着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生存发展空间被严重挤压,其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减弱,职业教育的办学陷入了困境。据统计,1926年中国民用工矿企业的资本跌至1914年的水平,仅及1921年的1/5左右。与社会经济休戚相关的职业教育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办学经费匮乏,创办国货的工厂贷款无门;由于企业的关停并转,出现大量倒闭,在岗工人失业现象严重,职业学校毕业生无业可就的现象随之大量涌现。连当时职业教育的标志性、旗帜性学校——中华职业学校的办学都遇到了生存危机,陷入了办学困境。1922年,由于中华职业学校“经费亏损已达数万金之巨,不得已将纽扣工场停办,珐琅工场出租”。同年,该校的机械工场、木工厂相继亏本。一向被认为办学富有成效的中华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就业也发生了困难。1925年暑假,中华职业学校毕业生共53人,校长潘文安先后发出信函90多份,反馈的用人信息几乎等于零。最后由黄炎培等人亲自去职业界做工作,寻找到工作的毕业生也仅五六人。潘文安惊呼:“普通学校毕业生无出路,以足惹人诟病,苟职业学校毕业生也无出路,亦将令人怀疑失望,则职业学校生机危矣”!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黄炎培经过痛苦反思,于1925年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并于1926年1月发表《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书》。在这篇文章里,黄炎培说:“我们同志八九年来所做工作,推广职业学校,改良职业学校,提倡职业补习教育,等等,也算尽心尽力而为之了。可是我们所希望的,百分之七八十没有达到”。从这些论述不难看出,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已进入低谷,连维持职业教育的基本生存都已成为职业教育办学者的头等大事。
因此,我们认为,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整体环境恶化,无法为职业教育生存发展提供足够空间的情况下,黄炎培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表明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已进入低谷并趋于衰落,其所言“百分之七八十没有达到”,也表明其倡导的职业教育从整体上并没有取得成功。在《意见书》里,他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办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也对职业教育进行了总结,指出大职业教育主义的基本办学方针是社会化和科学化,职业学校的本质就是社会性,职业学校的作用就是社会化。但是,其社会性、社会化和科学化的内涵是什么,职业学校如何实行社会性、社会化和科学化等等,他在文中并没有详细阐述,也根本无法扭转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整体形势的进一步恶化以及随之而产生的职业教育生存发展的困境。黄炎培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后的一段时期里,职业教育并没有取得明显成效,中华职业教育社逐渐将职业教育的重点和中心放到农村去,也在农村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实验,且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与近代工业化产物的职业教育基本属性已相距甚远。但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职业教育办学已经陷入困境,与其最初倡导的职业教育内涵已经南辕北辙,几乎毫无关联了。
二、大职业教育主义的实际效果分析
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状态的恶化,无法为职业教育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职业教育的生存已经陷入困境,黄炎培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后,将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工作重点和中心由城市逐渐转向农村。在城市,其职业教育活动主要通过短期职业培训和职业指导等形式来开展。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短期职业培训和职业指导确实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企业大量倒闭,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对职业学校毕业生基本没有需求,短期职业培训和职业指导在最初取得一定成效后,即少人问津。抗战以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形势已跌入到最低谷,职业教育在城市已无生存和发展空间,黄炎培倡导的大职业教育主义在城市已基本趋于衰落。
自1926年秋,黄炎培所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先后在昆山、镇江、吴县、长兴等地设立农村改进实验区,提出“划区施教”、“先富后教”、“综合改进”等办学理念。黄炎培认为,农村教育应以区域而不是以学校为中心,施教者不能仅顾教育,还应兼顾该区域的经济、卫生、交通、治安等诸多内容,把它们与教育放在一起统筹解决,“想把全部农村改进的事务,统统包在我们责任范围以内,而不愿限于教育”。这种大包大揽的想法,过高地估计了教育的作用,其实际产生的效果以及其可持续性值得怀疑。孤立、封闭、单向地搞农村教育改革实验,脱离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大环境,这样的实验改革即使成功,也仅仅只能作为个例,没有普遍推广价值,根本无法大面积推广。再从职业教育作为近代工业化的产物,以就业为导向的本质属性来分析,这样的乡村改革实验但只限于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事业改革方面,与近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本质属性几乎毫不相干。唯一的解释就是,职业教育的办学过程出现了办学者无法解决的问题,或者说职业教育在社会上的认可度已经降低。作为一种思潮,职业教育逐渐被当时的教育主流思潮——乡村教育思潮所替代,融入到乡村教育的主潮流中去了。到后来,更逐渐成为生产教育的副潮之一,淡出了近代中国历史舞台。郑世兴说:“民国十六、七年以后,职业教育的意义逐渐扩大而和生产教育的意义甚为接近,这时的职业教育思想,实已吸收了生产教育思想”。“自此以后,职业教育一名词,虽仍见诸报章杂志及政府的文件中,但实际上已以生产教育为其骨干,和生产教育名异实同,分途并进,殊途同归”。
由于职业教育办学效果不佳,在社会上影响日渐式微,而民国政府当局所提倡的民生主义教育渐成教育思潮主流。从1927年下半年起,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教育与职业》杂志多次刊文,宣传当局所倡导的民生主义教育,提出要“用教育的方法以解决人民的民生问题”,认为“居今日而言教育,舍民生未由矣。职业教育者,推演民生主义之教育,亦即民生主义发展必由之途径也”。表明中华职业教育社对当局所提倡的民生主义教育的认可,也表明了其想积极融入当政者所倡导的民生主义教育思潮里去的迫切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职业教育实际上已成为民生主义教育发展的手段和工具。同时,民国中央政府很多要员相继加入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很多成员也大多放弃原先从事的职业教育,陆续参政。“九一八”以后,《教育与职业》更是刊文认为,“若国家不存,则教育事业又将何所附丽”?这也表明,黄炎培倡导的职业教育再也不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一种教育类型,其内涵已发生变化,对社会的影响力也已日趋弱化。1934年2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召开第八次专家会议,会后发表宣言,认为“职业学校、职业指导无法真正解决失业问题”,“根本问题不能解决,职业教育亦无办法”。正式承认在社会经济日益恶化的环境下,职业教育已经失去了其生存的基础和发展的空间,黄炎培所倡导的大职业教育主义从此也正式退出了近代中国历史舞台。周予同于1934年分析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失败的原因时说:“中国实业或职业教育的失败,最大的原因固在于整个社会机构的僵化和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实业或职业学校教学法的欠缺,也是无容讳言的事”。间接说明了当时黄炎培所倡导的职业教育办学效果不佳、最终失败的原因。
三、大职业教育主义的启示和教训
从上世纪初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蓬勃发展,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黄炎培倡导的职业教育陷入低谷,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深刻教训和启示。
(一)从职业教育内部讲,脱离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大环境并过分夸大职业教育作用,知识分子举办职业教育很难取得成功
作为一种就业导向型、社会经济约束型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工业化的产物,其生存和发展,需要社会经济为其提供足够的空间。从这意义上说,与普通教育先天就有本质意义上的不同,职业教育就是一种外向驱动型教育,而非内生自发的教育。脱离当时具体的社会经济发展大环境举办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就会遇上很多自身根本无法解决的困难。黄炎培从提倡职业教育、创建中华职业教育社、举办中华职业学校,到上世纪20年代末提倡大职业教育主义,本质上就是就教育谈教育,或者说就是知识分子办职业教育的典型代表。近代知识分子办职业教育,有理论,有思想,有热情,也有具体办学实践。但是,在近代中国,他们是一群理想主义者,对近代中国具体的国情了解不够深入,对整体的社会经济环境分析很难做到透彻。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始终处于动荡不安状态之中,他们无法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走向有较为清晰和科学的预测和判断,举办职业教育常太过理想化,提出的口号和主张也经常脱离具体国情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因而在职业教育的实际办学中一旦遇到具体困难,常常缺乏切实可行的实践性操作措施和办法。萧功秦在谈到近代知识分子求变心态时,有过以下一段论述:“这些改革者一方面对中国危机的前景充满焦虑,另一方面对改革的前景充满一种不成熟的乐观心态”,这种不成熟的心态也在黄炎培举办职业教育的过程中表露无遗。如黄炎培最初倡导职业教育时说:人民生计问题是“最重要最困难之问题,职业教育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今后之富国政策,将取径于职业教育”,“提倡爱国之根本在职业教育”。而近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其本质就是就业导向型教育,将之上升为“救国”、“富国”、“爱国”,太过夸大职业教育的作用,也决非职业教育此种教育类型所能承担。而当职业教育陷入低谷,开始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又惊呼“我们的目标百分之七八十没有达到”。1934年中华职业教育社专家会议更是认为,“根本问题不能解决,职业教育亦无办法”,从盲目自信一下子又跌入空前的失望。加上中国几千年沿袭下来的“读书做官”论、国人对职业技能先天的偏见根深蒂固,仅仅靠几个很难被时人所接受的口号、观点和主张,就想改变国人几千年沿袭下来的传统观念,实在太过困难。这诸多的因素,就使得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举办职业教育实难取得成功。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社会经济的推动,社会、经济、政治等诸多外部力量是决定职业教育能否生存发展的主要关键因素。社会经济尚未发展到一定阶段,对职业教育并未产生需求,职业教育因此缺乏生存发展空间,很容易理解。古楳说:“中国自同治元年(1862年)设京师同文馆,开始采取新教育以来,已经七十年了。其间教育的进行和经济的发展,是否有联带密切的关系,从无人加以详细的研究…要想解决中国经济问题,自非单靠教育一种力量所能成功……然而教育界不加详细的研究,不审过去的功错,便想实现生产教育,发展经济,教人创造富的社会,却未免把教育的力量看得太大了。换句话说,仍不免迷信‘教育万能'”!“中国教育发展之所以迟滞,是因为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经济的发展,未能与教育事业共同进行所致。换句话说,我们有新教育的理论,而无实行新教育的特质条件,故新教育无从实现”。重温上世纪30年代古楳谈新教育的言论,对我们今天职业教育的发展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对当今职业教育的举办者以及从事职业教育研究的学者们来说,古楳有关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论述,应该也有重大的启示作用。职业教育的办学以及对职业教育发展过程和历史的研究,如果脱离当时具体社会经济发展背景,其办学和研究是不可能取得什么突破和现实意义的。
(二)从职业教育外部讲,中国近代社会的经济形态和产业结构没有为职业教育提供足够的生存发展空间
1.中国近代社会的经济形态对职业教育并无太多需求,职业教育先天缺乏生存发展空间。职业教育的生存与发展,是以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其基础的。社会经济状态的好坏,对职业教育的发展起根本性决定作用。一般来说,社会经济发展状态良好时,社会能提供的就业机会也多,职业教育发展的空间就大。社会能否为受职业教育者提供足够就业机会,是职业教育能否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条件。近代中国是一个以小农经济、自然经济、手工业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形态,近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工业从未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据统计,直至上世纪抗战前夕,中国的现代工业产值最高时也仅占当时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左右,其他90%的产品都是依靠技术落后的农业、手工业来生产的。1920年,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在工农业总产值仅占14%的比重,个体小生产占85%左右的绝对优势;同期我国手工业的产值比近代工业大三倍半。独立、成系统的职业教育,只可能是工业近代化的产物。在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社会生产技术构成较低的情况下,社会生产对劳动力的技术水平、知识水平要求不高,社会劳动的专业化程度也很低,绝大多数劳动力集中在农业、手工业等部门。而这时劳动力的量的增加主要是一个人口增长问题,职业教育只可能在某些部门——如手工业——得到有限的发展。而由于手工业等行业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比例很少,其中需受职业教育的劳动力在社会就业总人数中所占比例就更小了,能为近代职业教育提供生存发展的空间先天就很小。在外资基本控制近代中国经济命脉的大环境下,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只能在夹缝里生长。而外资靠赚取廉价劳动力、获取暴利为根本目的,要让他们举办职业教育,培养有一技之长的技术工人,几乎不可想象。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整个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很小,其产业形态多为手工操作,对职业教育需求不大。一个技术含量低、大量工序仍用手工操作完成的企业是不需要经过专业技能培训、有较高专业素养的劳动力队伍的。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始终处于动荡之中,中国工商业所办企业经常处于关停并转状态,开工率不足,在岗工人经常处于失业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列强重新进入中国,中国民族资本工商业失去了发展空间,接下来的就是严重的危机和长期的萧条。大战以来的兴盛,1921年下半年即告结束,如纱厂经营开始由盈利转而亏损。1920年,每生产一包纱,可以获利65元;1921年则要亏本20元以上,迫使中国纱厂不得不停工减产。1922年12月,中国纱厂联合会决议停工1/4;3个月后,又续停1/4。1923-1931年的9年间,民族资本兴办的纱厂增设25家,但原有纱厂改组、出租、被外资兼并、停工、出售的共52家,超过了新厂的建设[22]。1928年-1934年间,历年注册的工厂,无论从厂数和资本额,都在逐年下降,而资本额下降的趋势尤为明显。据统计,1934-1936年,上海新设厂家数为76家,改组的竟达839家,倒闭的达到248家,民族工业处于急剧衰退之中。从生产情况看,尚能维持生产的企业也大多开工不足,经常停工停产。1931年上半年,全国纱锭全工开动率为92.5%,至1936年即下滑至77.7%;而1934年上海丝厂的停工率高达80%。在岗工人经常面临下岗失业危险。当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企业工人都无业可就,且经常下岗失业,刚从学校毕业、缺乏一线操作经验的职业学校学生与之相比,肯定处于就业劣势,这又压缩了职业教育生存发展的空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资本先天逐利的投机性和短视性(据统计,上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民族资本总额中,商业投资占64%,而工业投资仅占26%),重商轻工、以工惠商的经营方向,使很多民族资本家在经营工厂的同时,经常从工业中抽资从事于原料价格的投机活动,而对工厂的生产、工人的培训以及素质的提高、工厂技术设备的更新维护以及经营管理活动的完善等方面不加重视,对培养技术工人为主要目的的职业教育先天就缺乏足够的兴趣,因而导致近代中国的职业教育随着某个时段经济形势的好转而蓬勃发展,但大多数时候都会一蹶不振,举步维艰。在近代中国这样的社会经济形态里,职业教育生存维艰的困境时常发生,是很容易理解的。
2.近代中国以轻纺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对职业教育的生存发展产生制约作用。近代中国的民族工业基本上都是轻纺工业,重化工业基础特别脆弱。1913-1920年期间,民族资本开设的1000余家工厂中,约70%属于轻纺工业,其中尤以棉纺织业和食品工业(主要是面粉工业)发展最为显著。据统计,这两个部门的资本在1919年约占全部工业的53%,集中了全国工人的一半以上。投资轻纺工业,不仅有市场,投资也少,设备和技术比较简单,企业建设周期短,资本周转快,容易获得较高利润。但这些轻纺工业企业生产技术相对落后,设备简陋,大多数企业只在少数工序上使用机器,其他仍用手工操作,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并不迫切。近代中国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经济上最大的差距不是农业和轻纺工业,而是重化工业。而近代中国产业结构很不平衡,在所有的产业资本中,重化工业所占比例很小,轻纺工业占据了极大的比重。而在轻纺工业中,80%以上又是由工场手工业和散工手工业构成的。这样的产业结构,本身对职业教育毕业生需求量很小,要想其对职业教育产生兴趣和需求,实在是太勉为其难。
从历史经验看,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其产业结构只有从轻纺工业向重化工业转变,才可能对职业教育产生巨大需求。日本在近代工业化过程中,其职业教育发展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经过中日甲午海战、日俄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得到空前发展。1914-1919年,日本工厂数由17062个增长至43949个,同期工业产值从13.4亿日元增至65.4亿日元,增加了近4倍。在产业规模急剧扩大的同时,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据统计,重化工业在全部产业中的比重由1914年的28.8%增至1920年的36%;至上世纪30年代,日本出现了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高涨局面,钢产量由1929年的229万吨增加至1937年的580万吨。重化工业在整个工业生产中的比重由1930年的38.2%上升至1937年的57.8%。与此相对应的是日本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中等职业学校由1914年的536所、在校学生87397人,发展至20世纪30年代初的974所和287663人。随着由轻纺工业向重化工业的快速转变,日本的职业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而同期中国的职业教育却陷入了深重危机,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恶化,职业学校的数量从1926年的1695所减少到1931年底的149所,减少了90%多。这很好地诠释了社会经济、产业结构转变等方面的因素,是如何影响职业教育生存和发展的。
综上所述,黄炎培于1916年开始倡导职业教育,由于当时近代中国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对职业教育产生了较大需求,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在社会经济的推动下得到了较快发展。而一旦近代中国社会经济进入萧条期,职业教育失去了生存发展空间,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衰落就在所难免。这时提出任何口号或主张(包括大职业教育主义)都改变不了职业教育陷入发展困境的局面。再加上近代中国社会经济以小农经济、自然经济、手工业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经济形态,产业资本的短视性、投机性,产业结构以轻纺工业为主,缺乏重化工业的支撑,都对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生存和发展产生极大的制约作用,并未给近代职业教育提供足够的生存发展空间。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缺乏社会经济的推动和支撑,黄炎培提出的大职业教育主义最终趋于衰落并淡出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也就在所难免了。
(江苏省苏州市职业大学艺术学院讲师 高峰)
高等职业教育就业导向的异化与矫正
摘要:对高等职业教育就业导向的理解偏差和盲目扩大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教育的异化,导致高等职业教育出现强化职业技能训练、价值取向功利化、学生素质单向度凸显、人文教育边缘化等问题。高等职业教育要实现科学发展,现有教育目标、教育理念和价值诉求必须作出新的调整。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就业导向,异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迅速发展。2013年8月教育部发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我国高职(专科)院校占高等学校的一半以上,在校生规模巨大。自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高等职业教育以就业为导向,其培养目标瞄准市场需求,办学机制灵活,专业特色鲜明,在拓宽就业渠道、提高就业能力、缓解就业压力、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在市场观念的熏染下,高等职业院校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就业导向”固化为学校的办学定位、办学理念,高等职业教育逐渐发展为单纯服务于经济增长的工具。对“就业导向”理解的偏差,使得高等职业教育异化现象逐渐显现,突出表现为工具理性价值观凸显,距离教育的真正本质——培养完整的人——越来越远。这一就业导向的异化倾向应当引起教育者的关注。高等职业教育就业导向的异化是指高等职业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单纯以就业为目标,丧失了使受教育者和谐、全面成长的本质,由此产生了自己的对立面——受教育者逐渐成为教育行为的奴隶。受教育者并没有从教育中成长为完整的人,而是异化为从属于技术的工具。
一、高等职业教育就业导向异化现象的审视
由于对“就业导向”理解的偏差,高等职业院校在教学实践中把培养“技术人”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强调学生谋生技能的学习,很少关注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作为“人”的和谐发展的需要。
1.职业性被过度强化,高等性被弱化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ISCED),高等职业教育属于专科层次的高等教育,其指向于实际的工作,且职业的特殊性凸显。但在高等职业教育的实际发展进程中,在就业导向的指挥棒下,高等职业院校在办学实践中将“职业性”过度强化,把就业率当成了学校生存和发展的指挥棒。为了追求高就业率,高等职业院校往往把优质的教育资源配置到就业前景较好的专业上,加重对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学生被异化为提升就业率的工具。对学生的技能教育成为高等职业教育的起点,也成为高等职业教育的终点。《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教高[2000]2号)明确指出:高职高专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定位表明,高等职业教育兼具“高等性”和“职业性”,两者缺一不可。高等职业教育不能等同于中职教育和短期职业培训机构,它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更是教育事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教育事业来说,仅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强调职业性的同时,高等职业教育的“高等性”逐渐丧失,高等职业教育应有的引领技术文化、研究技术科学等职能渐趋弱化。技术本身仅仅是一种工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但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渐渐被演绎成了全部的目标。高等职业教育中“高等性”的丧失无疑是自毁前程。由于过分关注就业,一切以就业为目标,反而未能实现真正高质量的就业;为追求就业而培养的人才,也难以称得上真正的人才。实质上,只有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把学生培养成完整的人、全面的人,才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就业前景,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好的人才。
2.价值取向日趋功利化
由于就业压力的不断加大,教育部对大学生就业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教育部《关于做好201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教学[2011]12号)中规定:“对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的专业,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这一规定表明了教育主管部门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高度重视,但也充分显现了教育事业的功利性评价导向。在日趋严峻的就业形势下,这种功利性的评价机制直接影响着高等职业教育的价值诉求,使其在总体经费紧张、竞争压力较大的发展形势下,除了就业已无暇他顾,能否实现就业以及就业率的高低就成为评价高等职业院校办学能力的核心指标。
为此,高等职业教育机构不得不以牺牲学生的综合素养和未来发展为手段,专注于对学生岗位技能、操作能力的培养。如,完全按照现行的企业用人要求来打造学生,采取所谓的“订单式培养”,追求教学课堂与企业生产环境的“无缝对接”,使学生的就业定位于订单企业的具体岗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文化代替校园文化,使学生耳濡目染于物质利益比精神追求更重要的校园氛围;以经营企业的理念管理学校,使得高等职业院校沦落为企业的岗前培训机构。在高等职业院校,人的教育已经被职业培训所取代,培养完整和谐的人的办学理念在高等职业院校几乎荡然无存。
在这种功利化的价值取向下,人文素养、科学素养的提升,自由、民主、平等等公民意识的培养,都得不到应有的关注,而高等职业教育的工具价值被无限放大,这种不为学生做长远规划的教育短视行为,必然导致学生综合素质低下、心理不健康、人际关系不协调。高等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的片面性,使学生本应接受的“人”的教育异化为单纯的“生产工具”的教育。
马克思在描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异化现象时说:“在现代制度下,如果弯腰驼背,四肢畸形,某些肌肉的片面发展和加强等,使你更有生产能力(更有劳动能力),那么你的弯腰驼背,你的四肢畸形,你的片面肌肉运动,就是一种生产力。如果你精神空虚比你充沛的精神活动更富有生产能力,那么你的精神空虚就是一种生产力,等等,等等。如果一种职业的单调使你更有能力从事这项职业,那么单调就是一种生产力。”因此,在肯定高等职业教育就业导向的合理性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相应的危险——对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增长的无限追求可能会使教育丧失独立性,丧失应有的价值追求,使教育和学生同时异化为生产的发展工具,使学生成为片面发展的人。
教育家艾伦·德瓦艾特认为:“教育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使学生变得聪明;一个是要使学生做有道德的人。如果我们使学生变得聪明而未使他们具有道德,那么,我们就为社会创造了危害。”而这种可能的危害由于易被经济的表面繁荣所掩盖,因此更具隐蔽性,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今天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对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来说,只有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不局限于迎合就业需求和经济需求,把学生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培养,才能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并符合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要求。
3.学生素质的单向度凸显
赫伯特·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提出了“单向度”这一概念,他认为现代工业文明侵占了人性的生存空间,导致人的否定性和批判性意识的消失,即丧失了作为人的“第二向度”,沦为纯粹的“工具人”。“单向度的人”只知道认同于现实,放弃了人性的自由发展,不会去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甚至没有能力去想像更好的生活,完全丧失了自我超越的能力却自感幸福。单纯追求技术科学、缺乏人文教育,就会使人成为被技术奴役的对象。没有人希望成为被异化的工具,而我国当前的高等职业教育正在创造着大量的“单向度人”,已经培养出一大批被异化的学生,他们缺乏人文精神和理性思考的能力,没有批判意识,完全遵从技术的需要,成为“工具人”或一个“器具”。
早在2000多年前,孔子就说过“君子不器”,近代教育家蔡元培也认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原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杨叔子院士认为:“大学的主旋律应是‘育人’,而非‘制器”,是培养高级人才,而非制造高档器材。“众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教育的任务不是造就某种器具,而是培养健全的人格。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义务避免让学生成为”器具“。
4.人文教育的边缘化
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定位指引下,高等职业教育的育人功能逐渐弱化,人文素质教育正在被排挤,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边缘化地位。“现代技术的繁荣,背后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如果技术的意义不是带给人生命意义的敞开,反而是生命的遮蔽,那么技术自然就成了海德格尔所说的框架,而构成对人性的制约。”因此,技能的培养、技术的学习如果与人文教育相分离,必然造成“对人性的制约”。被誉为科技史之父的乔治·萨顿恰恰是人文主义的倡导者,他认为:“科学技术的每一门类都既同自然有关,又同人文有关。”只有把技术的学习与人文教育结合起来,才能既满足就业的需要,又满足人的成长的需要。
反观当前的高等职业教育,学生被异化为工具的尴尬境地尚未被多数教育者认同。高等职业院校处处充斥着重技能轻文化、重就业轻人格的现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被大量的技能训练排挤,成为可有可无的点缀;从事人文教育的教师也因为与专业课教师的不同待遇而深感失落;作为基础建设的校园文化也逐渐显现出低俗化的特点。人文氛围的不足、人文环境的恶劣、校园文化建设的单调、实践活动的单一,使得人文精神的传承在高等职业院校已经很难找到合适的载体。高等教育应有的人文理念在高等职业院校几乎消失殆尽。
5.教育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悖论
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毋庸置疑,但不应成为经济发展的附庸。在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机制之下,以就业为导向的高等职业教育与市场需求的联系更为密切。这种密切的联系成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双刃剑:一方面使其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迅速作出调整,另一方面也使其在不断适应和调整中逐渐丧失教育应有的独立性、自主性。
在我国市场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唯市场、唯经济论者日益增加,这给教育事业带来的负面影响不断升级。著名教育家朱九思在2002年就曾指出:“受市场经济的某些负面因素的影响,我国的教育中出现了教育目标过分功利化的倾向,即教育首先培养的不是和谐发展的人,而是仅仅为政治和经济服务的工具。”但时至今日,这种倾向并未有根本的扭转。
对政府而言,除了推动经济发展之外,还有义务让国民过一种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这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能实现的。人的发展需要依靠就业来提供生活的必需品,还需要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经济的发展仅仅是公民幸福生活的一个基础,而非目的。高等职业教育也应保持自己的尊严和应有的独立性,不单纯以服务于经济的增长作为自己的价值所在。在满足学生就业需求、为经济发展输送技术人才的同时,也应该为学生提供全面和谐发展的人的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只有坚守自己的教育使命,抛弃单纯的就业导向定位,将培养完整的人作为自己的目标,才能避免成为市场附属品的命运。
二、高等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考量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尽管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但伴随着技术异化所带来的职业教育异化问题却已触及甚至动摇着教育的根本。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冲突和矛盾仅仅是这一问题的外在表现,更深层次的原因来自于国家对教育事业的目标定位,即国家发展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单纯满足于经济的增长,还是为了让每个国民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1.教育目标——培养和谐、完善的人
教育的目标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即培养完整的人,帮助学生逐渐成长为内心充实和人格健全的和谐之人。这就要求高等职业教育不仅要主动适应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对技术人才的需要培养学生的技能,更应该关注学生的精神成长,以培养和谐完整的人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
爱因斯坦说:“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技术仅仅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工具,高等职业院校不能把学生当作“工具”来对待,不能将自身的任务等同于对“工具”的打磨。
从学校的办学定位来看,当高职院校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单向度人时,高等职业教育应保持清醒的认识,始终谨记自己的使命——培育公民的独立意志、公平观念、社会责任、公共道德等理性素养,使学生在品德、精神、人格、技能等方面成为一个和谐而完整的人。高等职业教育不应该仅仅成为一个传授知识的场所,它应该引导学生去探索人生的奥秘和意义,知道人为什么而活,明确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让每个人都活出最有激情的自己”。
从受教育者的角度来看,培养他们的理性能力、创新精神、综合素养,更加有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如果一个学生掌握了他所读学科的基础理论,具备反思和批判的能力,那么,比起那些仅仅获得具体的技能知识的学生,他一定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进步和变化。因此,高等职业教育要超越纯粹职业的范畴,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理性能力以迎接生活的挑战。正如赫胥黎所说:“教育应该是人的身体和意志、心灵和精神、道德和情感、文化知识和生活规律等人生的各个方面完全地和谐一致。这样的教育才让人在生活的战场上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2.教育理念——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
高等职业教育应遵循科学发展的路径,要“在作为方法的科学技术与作为人类生活与行动目的的价值观之间建立平衡”。《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曾明确指出:“要注重人文社会科学与技术教育相结合……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激发学习的主动性,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这就要求高等职业教育在技能知识的传授之外,必须将价值引领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即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教育对学生的成长同样重要。
从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上说,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本身就是相融相通的。人文科学的发展从自然科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而科学的发展又以人文的终极关怀和理想追求为目的,两者的互补互动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因此,如果高职院校只关心技术培训而无人文关怀,只能培养单向度的工具人;只注重人文教育而不开展技术教育,培养出的学生则很难在社会上立足。
从人的成长和发展规律来看,任何一个专业技术人才首先是人,在成为合格的“人”之后,才可能有专业或职业发展。成“人”是教育之本。人文教育的任务在于引导学生探究人生的奥秘,探究人是如何生活、应该怎样生活。只有经过人生的探究、反思,一个人才能过上有意义的生活。高等职业院校要以对学生的长远发展负责的态度,认识到人文教育对学生成长的重要性,明确人文教育在高等职业教育中的地位和价值,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打破完全以技术教育为中心的教育格局,努力实现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相互结合和渗透。
3.价值诉求——办学理念去功利化
在高等教育哲学视野下,我国高等教育一直处于以功利价值为主导的“政治论”①的支配之下。建国初期以为社会培养又红又专的技术人才为目的,改革开放后,大学又被赋予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高等教育稍离政治需求的怀抱,又成为经济发展的附属物,功利性的办学理念已经渗透到教育教学的各个方面。
教育首先要对真理承担责任,而不必囿于国家的政治义务。高等教育更应该遵循“认识论”的指引,引导学生爱好和追求真理;应该以培养追求真理的创新型人才为己任,不能满足于为经济、政治服务。“钱学森之问”的提出,已经给我国的创新人才培养工作敲响了警钟。从高等职业教育的视角来说,如果仅仅将就业作为导向,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或者仅仅定位于适应当前社会的技术需要,而没有超越现实政治经济的教育理念创新,则很难培养出创新型人才。教育理念、办学理念的创新必先从去功利化、重塑大学精神开始。因此,高等职业院校在关照就业需求的同时,要用超越代替适应,要眼光高远,淡泊名利,站在社会发展的前沿,加强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成为高新技术的引领者,要教会“现代的学生毕业后投入目前还不存在的工作”。一个具有独立精神、创新思维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人,才是高等职业教育的目标所在。
三、结语
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其发展进程必然受到整体改革的影响。但从高职院校这一层面来说,应该回归完整的人的教育,这是高等职业教育应有的发展方向。在市场潮流的冲击下,高等职业教育更需要适当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需要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终极追求,防止就业导向的异化。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 李雪梅)
国务院部署加快棚改和铁路建设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月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扩大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施范围,部署进一步发挥开发性金融对棚户区改造的支持作用,确定深化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快铁路建设的政策措施,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草案)》。
会议指出,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要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按照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任务,进一步创新宏观调控的方式方法,持续推出激发企业活力、有效扩大内需、促进就业创业等既利当前、更惠长远的政策举措,创新财税金融等支持方式,积极应对各种压力、风险和挑战,在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协同并进中稳增长,推动我国经济行稳致远。
会议认为,小微企业是促创业、保就业、活跃市场的生力军。会议研究了进一步减轻税负、助力小微企业成长的措施,提出将小微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施范围的上限,由年应纳税所得额6万元进一步较大幅度提高,并将政策截止期限延长至2016年底。
会议强调,加快棚户区改造,让亿万居民早日“出棚进楼”,是改善民生的硬任务,也可以有力拉动投资、促进消费,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2014年要更大规模推进棚改,必须抓住资金保障这个“牛鼻子”,把政策支持和市场机制有效结合,尤其要发挥好依托国家信用、服务国家战略、资金运用保本微利的开发性金融的“供血”作用,为棚改提速提供依法合规、操作便捷、成本适当、来源稳定的融资渠道,保证棚改任务的资金需要,并努力降低资金成本。会议确定,由国家开发银行成立专门机构,实行单独核算,采取市场化方式发行住宅金融专项债券,向邮储等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者筹资,鼓励商业银行、社保基金、保险机构等积极参与,重点用于支持棚改及城市基础设施等相关工程建设。
会议认为,加快铁路尤其是中西部铁路建设,不仅可以扩大有效投资、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而且有利于推动新型城镇化、改善欠发达地区发展环境、帮助千百万人摆脱贫困。会议指出,2014年全国铁路预计投产新线6600公里以上,比2013年增加1000多公里,其中国家投资近80%将投向中西部地区。会议确定了深化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筹措和落实建设资金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一是设立铁路发展基金,拓宽建设资金来源。吸引社会资本投入,使基金总规模达到每年2000-3000亿元。二是创新铁路建设债券发行品种和方式,2014年向社会发行1500亿元,实施铁路债券投资的所得税优惠政策。三是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积极支持铁路建设,扩大社会资本投资规模。四是对铁路承担的公益性、政策性运输任务,中央财政在一定期限内给予补贴,逐步建立规范的补贴制度。五是加强统筹协调,保证在建项目顺利实施,抓紧推动已批复项目全面开工,尽快开展后续项目前期工作,确保铁路投资稳定增长和铁路建设加快推进。
会议指出,保护好、利用好有限的航道资源,对于谋划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地、沿大江大河和陆路交通干线梯度推进的区域发展新棋局,具有重要意义。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草案)》,对航道规划、建设、养护、保护等作出明确规定。会议决定,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从工信部独家获悉,2014年工信部将继续推进电信业改革开放进程,除了组织落实好移动通信转售(外界俗称的虚拟运营商业务)试点工作外,还将酝酿完善接入网业务试点方案。这意味着电信领域中极为重要的宽带接入业务有望不久后向民资全面开放。
所谓“接入网业务”是指从基础运营商的骨干网络为用户接入互联网服务,并针对用户需求提供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宽带上网服务。在业内这一业务被称为宽带上网的“最后一公里”,其服务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用户接入和使用宽带的体验。
业内普遍认为,一旦接入网业务向民资开放,民资将获准从事宽带接入业务,这将催生新一批宽带运营商,在市场竞争带动下,不仅促进整个电信行业发展,还会为用户带来更为质优价廉的宽带服务。
工信部电信研究院院长曹淑敏透露,接入网业务属于《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一步进入电信业的实施意见》中明确鼓励民资进入的八大电信领域之一,是继虚拟运营商业务后,工信部下一项重点推进的民资进入电信业的业务。作为推进民资进入电信业工作,以及“宽带中国”战略的重要环节,今年工信部将研究完善接入网试点方案。另据知情人士介绍,工信部已经草拟了《接入网业务试点方案》,随后将会同各方协商,在形成最终方案后正式对外公布,并向民资开放业务申请。
工信部电信研究院内部资料显示,进一步向民资开放电信业的市场环境正在日益成熟。一方面,2013年开始移动通信转售业务、IDC、ISP业务、国内多方通信业务已陆续向民资开放或开放业务牌照申请;另一方面,上海自贸区在对WTO承诺之外新增呼叫中心、国内多方通信、互联网接入、国内互联网虚拟专用网4项开放业务。另外,中美、中澳、中韩、中日等双边谈判中,要求国内进一步开放电信服务业,而WTO框架下关于进一步开放国内电信服务业的谈判也将重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一步向民资开放电信业务已刻不容缓。
多数业内人士表示,此前民资进入电信业进展顺利,因此预测《接入网业务试点方案》有望在年内出台,工信部则可能在今年下半年正式接受企业的业务申请;今年年底,民资企业将和三大运营商进行对接工作,并在2015年第二季度正式运营。
工信部信息显示,在宣布开放相关电信业务后,民资企业表现积极。截至目前,已有19家企业获得虚拟运营商业务牌照,新发放ISP许可证50件、ID C许可证40件;已获网络托管业务许可的民资企业达280余家,以民营中小企业为主;在通信建设资质、基站机房及通信塔等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维护方面,获得资质的通讯建设企业已超3000家,其中95%为民资企业。
业内普遍认为,一旦民资获准从事宽带接入业务。在市场竞争带动下,包括民资、三大运营商,以及消费者将实现共赢。中国电信总经理杨杰此前在内部会议中表示,三大运营商目前肩负着“宽带中国”战略的建设任务,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一旦向民资开放接入网业务,三大运营商可以不再负责宽带上网的“最后一公里”,不但能大大减小资金压力,还能通过出租骨干网络获得一定收入;对民资企业而言,接入网业务是电信领域的重要业务,一旦运营得当,将获得可观的回报;对用户而言,开放这一业务后,将会涌现更多民资宽带运营商,通过竞争这些运营商将为用户提供更为质优价廉的服务。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副司长蔡裕东日前表示,当前我国农产品网上交易面临诸多困难,如整体市场规模不集中、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等。针对这些问题,商务部将采取统筹规划、规范秩序等五项措施,推动农产品电子商务应用与创新。
在山东寿光召开的“中国蔬菜流通协会农产品电子交易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蔡裕东对将采取的五项措施进行了阐述:
统筹规划设计,有序推进发展。以促进农产品实体交易和电子商务有机融合为方向,通过零售带动批发、高端带动低端、城市带动农村、东部带动西部,加快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示范培育工作,力争在重点地区、重点品种和重点环节率先突破。
完善制度,规范发展秩序。加快电子商务法律法规建设,规范信息发布、网上交易、信用服务、电子支付、物流配送和纠纷处理等服务,依法打击商业欺诈、销售假冒伪劣、发布虚假违法广告和不正当竞争等活动。抓紧制定急需的农产品标准。
加强配套支撑,优化发展环境。鼓励发展专业化、规模化的第三方物流,重点支持发展农产品冷链物流。落实各项支持物流企业发展的税费政策,完善农产品绿色通道政策,促进支付、信用、金融、保险、检测、认证、统计和人才培育等服务协同发展。
线上线下结合,突破关键约束。发展县域服务驱动型、特色品牌营销型等多元化的农产品电子商务模式。鼓励农产品流通企业,依托实体经营网络探索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充分利用传统的销售渠道,通过实体经营场所体验、考察与网上下单、支付相结合,解决交易主体之间的信任度低、标准不统一等问题。
开展农村商务信息服务。充分发挥全国农产品商务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在常态化购销对接中的作用,通过与大型连锁超市、批发市场及电子商务企业合作,更好地促进农产品流通,缓解“卖难”。
4月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苏波在全国装备工业工作会议上介绍,去年我国装备制造业产值规模突破20万亿元,占全球比重超过三分之一,稳居世界首位。
苏波说,当前我国多数装备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2013年发电设备产量1.2亿千瓦,约占全球总量的60%;造船完工量4534万载重吨,占全球比重41%;汽车产量2211.7万辆,占全球比重25%;机床产量95.9万台,占全球比重38%。
此外,我国新兴产业发展取得重大进展,智能制造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目前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产值占装备制造业比重已超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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