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胡乃武：甘为新中国经济学事业的孺子牛

发布时间：2016-10-09 12:13

本文关键词：计划和市场相结合是我国经济管理改革的基本途径，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五七”干校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其他经历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1969年的11月，中国人民大学在江西省余江县刘家站建立了“五七”干校。我是第一批下放到“五七”干校的。初下去时，我任四连一排三班的副班长，负责果树管理。工经系的王志忠老师任四连连长，计统系的吴景山老师任副连长，工经系的李志坚老师任一排排长，农经系的周志祥老师任一排副排长。也许是连排的领导们看到我劳动表现好，不久就把我提升为班长，接着又提升为一排副排长，带领着果树、种菜和养猪三个班。事实证明，无论是种菜、养猪，还是果树管理，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都干得很好。就拿种菜来说，我们所种的各种蔬菜，包括黄瓜、空心菜、辣椒等等，供应我们全连一百多人吃菜绰绰有余。例如，我们只种了二分地的黄瓜，产量就高达两千多斤。

人大“五七”干校初创时期，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都十分艰苦。当时，我心里很清楚，把广大知识分子通通下放到农村“五七”干校，就是要对所谓的“老九”们进行劳动改造。但我作为一名出身农村、由党一手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并不把自己看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要在“五七”干校的劳动中为知识分子争口气，做一个有知识、会干农活、能吃苦耐劳的新一代“农民”。于是，我积极主动地学做各种农活，在战天斗地的劳动中自觉地吃大苦、耐大劳，不怕脏、不怕累，不怕烈日暴晒和风吹雨打，以此来磨炼自己。例如，在早春2月，凌晨四点钟就起床，背着竹篓，伴着丝丝冷风，淋着毛毛细雨，穿着硬邦邦的塑料雨衣，佝偻着背，在茶树丛中采茶；夏日在50°的高温下，挑着100多斤重的粪桶，在菜地里施肥；经常冒着大雨，拉着平板车，奔驰在丘陵起伏、泥泞难行的路上；整天背着刺鼻的波尔多液给果树喷药；秋天的夜里，在田间被成群的蚊子叮咬着，踏着轰鸣的脱粒机进行水稻脱粒，脱粒之后，挑着装有150斤稻谷的箩筐，沿着羊肠小道送到仓库。我这样自觉地吃大苦、耐大劳，以苦为荣、以苦为乐来锻炼自己，反而使我身在苦中不知苦了。在干校一年来的劳动，使我的身体健壮了起来，彻底治好了我多年不愈的失眠顽症，更主要的是培养了我能吃大苦、耐大劳的品质。这可以说是我在“五七”干校所取得的终生受益的重要收获。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去“五七”干校没有白去。

1971年1月，我于中国人民大学宣布停办之后，从江西余江“五七”干校被分配到清华大学任教。当时，清华的广大教师还都在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校园里没有多少人，显得很寂静。起先把我分配在校机械厂的一个加工车间，从事计划调度工作。校机械厂工宣队的一位负责人对我说：“之所以让你做这个工作，考虑到你学的是计划专业。”我说：“我学的是国民经济计划专业，与车间的零部件加工调配计划是两回事。”他又说：“现在，能有个工作做就不错了，还讲什么专业对口不对口？！”我觉得他说的也对。当时，原教育部部长蒋南翔还在清华铸工车间劳动。于是，我安下心来，把在车间工作当作我“学工”的好机会。我拜车间的师傅们为师，虚心地向他们学习车工活，深入了解车、铣、铇、磨、钳等加工程序和加工特点。师傅们对我很好，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优秀品质。

在加工车间工作一年之后，我还是向机械厂的领导提出了调动工作的申请。1972年初，我从机械厂调到清华大学政治课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从事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工作。

1973年3月，为解决当时北京市18所高等院校公共政治课缺乏教材的问题，北京市委大学部从北大、清华、北师大、北师院、北航、钢院和北医等院校抽调一些骨干教师组成编书组，编写北京市高等院校公共政治课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中共党史教材，并任命我为三门课教材编书组副组长兼政治经济学编书组副组长。为了把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好，我们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去全国各地的主要高等院校进行调查研究，吸收兄弟院校所编教材的长处，认真编写教材大纲，在统纂书稿时，两三人坐在一起，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先后用了一年多时间，就把上述三门课的教材编写了出来。

编书组单独成立了党支部，先后住在北大附中和北京市委党校。在那里，我们认真读书，调查研究，相互切磋，通力合作，大家感到收获颇大。在当时“四人帮”横行的年月里，我们这个编书组是一个难得的“世外桃源”，我们可以借编书而不去参加政治运动，精神上比较放松。

1975年9月，在完成北京市高等院校公共政治课用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编写任务后，我回到了清华大学，担任了政治课教师进修班的主讲教师，主要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著选读，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序》、《雇佣劳动与资本》、《工资、价格和利润》、《哥达纲领批判》以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的政治经济学篇。此外，还系统地讲授了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经典著作。为了准确地阐述这些论著的基本内容，首先我自己必须认真地研读这些著作，，并详细地写出讲稿。在课程进行过程中，还安排了两次社会调查，一次是去天津四新纱厂，围绕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榨取问题进行资料搜集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另一次是去河北遵化县进行关于“五小”工业的调查，每位同学都要运用所学的理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调查报告和学习心得。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式，无论对教师还是对学生都收获很大。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为了推动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加快经济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国务院政研室成立了四个专门小组，即理论与方法组、经济结构组、农业经济组和工业经济组。其中，理论与方法组由于光远任组长，董辅礽任副组长，我是该组的主要成员，积极地参加了该组的各项活动，其中主要有以下几项：第一，连续多年召开全国按劳分配理论研讨会，深入批判“四人帮”在按劳分配理论上的种种谬论。在第一次按劳分配理论研讨会上，我提交了题为《按劳分配绝不会产生资产阶级》的论文，并被于光远同志指定在大会上发言，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在社会上反响很大，许多报刊书籍都作了转载。第二，开展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在这次大讨论中，我提交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试论社会主义社会的消费》，另一篇是《按最终产品组织综合平衡》。这两篇论文，从再生产理论的高度阐述了社会主义生产必须以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为目的，以及“跟满足社会需要脱节的生产是会衰退和灭亡的”这一真理。深入批判了“四人帮”所谓的“唯生产力论”。我撰文指出：“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就必须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生产力。因此，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第三，在无锡召开了关于价值规律作用问题的讨论会。在这次会上，我提交了题为《计划和市场相结合是我国经济管理改革的基本途径》的论文，比较早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应当重视价值规律和市场”的观点。第四，连续多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性的经济发展战略双月座谈会。在这个基础上，于光远组织编写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常识》一至六册，我撰写了本书的第四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公共经济生活。社会公共财产。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第五，受教育部政教司委托，由于光远组织编写供全国高等院校公共课使用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作为主要成员参加了该书的撰写、修改和统撰以及再版修订工作。该书由人民出版社1979年初版，1982年修订再版，发行1 000多万册，获得全国出版单位优秀著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