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鲁迅影响下的1990年代后杂文随笔创作(3)

　　(一)“后鲁迅风”作家的“社会批评”在广度和深度上超过了鲁迅，他们对当下社会政治、经济、司法、文化及教育等领域内的各种黑暗现象都表示广泛的关注，特别是“社会群落”作家，对于时弊的批判更是他们杂文的中心内容。鲁迅由于特殊的时代和个人原因，当时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此点上。

　　(二)虽然“后鲁迅风”作家在类型形象创造方面远远不如鲁迅，但也不能否定他们在某些方面的贡献。例如，他们能敏锐捕捉并描摹到鲁迅时代所没有的、在新的历史情境下出现的崭新的类型形象。如上文提到的邵燕祥《打便宜手》一文，作者联系特定的“文革”经历，在鲁迅的“看而不作”的“看客”形象基础上，成功地贡献出“既看又作”帮凶式“看客”形象。虽然“看客”这个词源于鲁迅，但是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帮凶式“看客”形象却是邵燕祥所独创。鲁迅在《门外文谈》中提出了“大众的帮闲”的概念，但仅是一提而已，并没有作深入的关注，其原因是，鲁迅当年生存的时代，知识分子更容易成为官和商的“帮忙”与“帮闲”，而当时大众文化并没有发育成熟，所以知识分子成为“大众的帮闲”并不典型。但是，90年代以降，大众文化一统天下，知识分子由官或商的“帮忙”与“帮闲”角色向大众的“帮忙”与“帮闲”角色位移，在鲁迅时代处于边缘地位的一个概念，90年代后却“粉墨登场”唱主角。王彬彬的《文坛三户》对鲁迅提出但并没有重视的概念进行重新阐释和价值定位，这是他的贡献。

　　(三)鲁迅对知识分子的阐释与定义往往是从反面进行，即将知识分子置于历史与现实的坐标上，着重挖掘知识分子以奴性为主要特征的负面内涵。鲁迅极少从正面意义上对知识分子进行定义，鲁迅从正面专谈知识分子的文章，只有《关于知识阶级》一篇。而“后鲁迅风”作家对知识分子阐释与定义不但从反面进行，更从正面着手。

　　在鲁迅那里偶然提及的“俄国知识阶级”，却成为“后鲁迅风”作家重要的精神资源与正面参照，其选择的“俄国知识阶级”的成员比鲁迅的理解要广泛得多，达数十人，而这其中有许多是不曾进人鲁迅视野的。除此以外，他们引进了现代意义上知识分子概念，诸如葛兰西、赛义德、拉塞尔·雅各比、福柯等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姑且不论这种定义的科学性，但他们的行为本身表明他们对知识分子价值重建饱含热情。他们也援引知识分子的正面个案，除“俄国知识阶级”外，诸如哈维尔、奥威尔、苏格拉底、纪德、萨特、加缪、以李敖和殷海光为代表的台湾知识分子、顾准、陈寅恪、张中晓、遇罗克等人，都进入他们的视野。总的来说，对知识分子的正面定义和现代价值重建，“后鲁迅风”作家比鲁迅付出了更多的精力与热情。

　　(四)“后鲁迅风”作家拥有多元化的精神资源，例如部分作家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精神资源趋向——基督教，而在摩罗、余杰和王开岭身上表现最为突出。90年代后文化界兴起了一场着名的“要胡适还是鲁迅”的论争思潮，摩罗并没有在“要胡适还是鲁迅”之间作出选择，而是提出第三种主张：“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考察问题呢?如果我们超越鲁迅与胡适的资源，站在更广泛的资源上寻找反抗压迫、反抗专制、反抗暴政的现实可能性呢?‘奴隶的解放权问题’是不是就非得诉诸暴力不可?美国黑人和南非黑人的解放运动之路就没有大规模的暴力运动，而是在宪政条件下通过‘非暴力运动’取得成功的。”“我们没有理由批评鲁迅为什么不是甘地或者马丁·路德·金，但是我们却有责任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继承比鲁迅和胡适更加广泛的资源。站在20世纪暴力革命所遗留下的尸山血海中，我们在追求民主与人权的路途上如果对甘地和马丁·路德·金、曼德拉和哈维尔的精神和方法视而不见，那是没有理由为自己开脱的。”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多元价值标准的时代，在鲁迅精神资源之外，以一种开放宽容的姿态，而不是一元独尊的思维，整合其它精神资源，来面对和解决新的时代难题，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由整理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