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徐树铮与桐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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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徐树铮与桐城派文人的交往徐树铮早年没能与桐城名师有所交往,没能受到桐城名师指点,并为此一直感到遗憾。他在《致马通伯书》中说:“树铮年幼依庭训,治帖括之业,足迹不出乡间,见闻陋塞。十六七岁后,稍知求古,又无名师益友为之指导。”1897年徐树铮十八岁,赴南京科考,但是没有考中,自此便再没有求取功名了。那时的中国接连发生了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社会瞬息万变,徐树铮失去了科举的兴趣,便把目光转向了军事。他二十一岁时,从家里偷偷跑了出去参军,但又被父母追了回来。二十二岁去了济南,上书袁世凯,后投段祺瑞幕府之下。在这三四年中,徐树铮洞观时局变动,与学士名流接触不多,更没有见识过桐城派的有名人物。直到二十三岁,徐树铮跟随段祺瑞去了保定,结识了桐城名宿马其昶,并对马其昶钦赏有加。在《再致马通伯书》中把马其昶描述得如名士仙人一般,淡然名利,潇洒自如:“壬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之春,公过保定。项城时权直隶总督,请阅兵。即罢,张节府,树铮躬侍陪席。亲见项城率将吏以百数,饬议肃对,万态竦约,满座屏息,无感稍解。而公倚案垂首,若寐若寤,似昼然隐嗣动矣。盖公去后数月,项城每与僚佐忆之,尤为耿耿也。”马其昶的清高、淡泊和徐树铮对马其昶的钦佩,可见一斑。当时马其昶自视很高,不把袁世凯放在眼里,而徐树铮年轻并且刚刚到段祺瑞幕府,地位和学识不高,自然不能引起马其昶的注意。时隔两年后,二十六岁的徐树铮去日本士官学校读书。四年毕业回国后,仍回段祺瑞幕府,笔耕文化传播,声望逐步提高,官至陆军部次长。
1915年,徐树铮通过吴汝纶的儿子(时任教育次长的吴闽生)认识了姚永概,又通过姚永概才认识了马其昶。徐树铮在给马其昶的信中谈到:“今春(1915年)因辟疆,纳交叔节,志同道合,一见辄相倾倒,又因叔节或见先生,更厚辱不弃若此,何多幸也!自古有志之士,仰慕明贤,凡欲以自纳楷模尔。”也就是这一年,徐树铮在北京创办了正志中学,让“马其昶通伯先生讲授《春秋左氏传》”,有机会与马其昶深入交往,请教文墨和学问之事。徐树铮对马其昶敬如神人,而对其他桐城人物也是尊敬有加,引为知己。徐一仕《凌霄一士随笔》说:“徐树铮为民国史上有名人物,与政治军事均有重要关系??而其人起家诸生,雅好文事,与柯劭志、王封楞、马其昶、林纾、姚永朴、姚永概诸人游。”这里提到了清末几乎所有着名桐城派人物,可见在当时徐树铮与桐城派的交往是很受关注的。
1911年,徐树铮从清江浦携家眷到了北方,三十二岁的徐树铮,认识了被誉为桐城殿军的林纾。《致马通伯书》说:“辛壬之际,始与畏庐老人交。猥许为性地廉厚,居恒以道义相蹉磨。”而这时的林纾在北京京师大学堂任教,对诗词、古文、书画造诣很深,由于翻译大量的外国小说而名满天下。徐树铮尊林纾为师长,“每见林纾,必称为师”。徐树铮与林纾的交往密切,相互切磋,互相欣赏。1912年,徐树铮创办了《平报》,聘林纾为编纂。在《平报》出版的纪念会上,徐树铮发表《平报周年纪念感言》说:“偶忆昨为民国二年十月三十Et之夜,畏庐老人招饮,座客多为平报记者。”文中还谈到感言是受林纾之邀请而作。徐树铮不仅经常与林纾聚会,而且向林纾请教学问、文章。《徐树铮正传》载:“林琴南先生为当代文学大家,寄迹京师,买文鬻画以自给。常集前清遗老,作文酒之会。又于俯书之余,集徒讲学。往听者,一任其自然。树铮敬佩先生之学识,每逢先生登坛讲学,必往倾听”。而林纾对徐树铮的文章、诗词亦给予指点,相互切磋。林纾在《徐又铮填词图记》中说:“吾友,徐州,徐又铮已先我得之,又铮尝填白、芋,两用人声。余稍更为去声,而又铮终不之安。仍复为人声??又知又铮之填词实与余同调。”林纾对徐树铮的才华赞赏不已,特别是对徐树铮的古文更是高评有加。
他在徐树铮校点汇评的《古文辞类纂》序中说:“又铮韬钤中人,而笃嗜古文如此,较余之驽朽为甚矣??呜呼!天下方汹汹,又铮常日傍午于军书,乃能分其余力以治此,可云得儒将之风流矣。”然而徐树铮在与林纾在一些事情上并没能够取得一致。在新文化运动中,林纾与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矛盾日益加深。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文学和文言文,必须与旧文派展开剑拔弩张的斗争。
旧文派中以桐城派的影响最大。在论争期间,林纾想借徐树铮这样一位人物来扑灭新文化运动,上海《新申报》在1919年2月初辟“蠡叟丛刊”专栏,专门发表林纾的文言短篇小说,其中《荆生》这篇小说引人瞩目。此小说的大致内容为:安徽的田其美,浙江的金心异,还有留学美洲的狄莫,三人一起游京师。他们反对孔子的纲常名教,又要废除古文而行白话文。当他们三个人大肆批判传统文学和文言文的时候,隔壁荆生怒不可遏,破墙而入,怒骂三人,接着把三人打得落花流水。小说中荆生这个人物便是意指徐树铮。在徐道邻先生给父亲徐树铮写的年谱中记载:“民国八年,接着五四运动之后是蓬勃的新思想的发展,和当时主张守旧的人物,形成了鲜明的壁垒。林琴南先生是守旧派的中心人物,而先生指徐树铮??当时在思想上是接近守旧派的。所以,林先生很希望先生能运用政治上的力量来打击新思潮人物。
他当时有题名《荆生》的一篇小说,就是暗示他这个意思。”年谱附录了《荆生》并评论说:“这里面的荆生、田其美、金心异、狄莫,是分别指先生、陈独秀、钱玄同、胡适而言。”‘小说用意虽然很明白,先生却并没有什么反应。”或许这一年来,徐树铮太忙了,文章发表后不久,徐树铮的母亲便去世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内外的局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徐树铮始终忙于军政。从所掌握的史料来看,徐树铮并没有干预过新文化运动,或许这有些让林纾遗憾吧。
徐树铮与马其昶、姚氏兄弟、林纾的交往限于文学和学术问题并为人熟知,而与张謇的交往却很少人注意。张謇是清末民初着名的实业家,辛亥革命后一直在南通地区经营实业。张謇是张裕钊的学生,学术上造诣很高,是桐城派的名家。徐树铮与张謇的交往很短暂,但却是相见恨晚,惺惺相惜。徐树铮1925年从国外考察回来,被刺之前在南通与张謇见面。张謇1925年11月的日记记载:“二日,孙馨远上将,徐树铮中将过访,晚为设宴。三日,孙徐游东奥山庄,为备蔬餐,即晚行。
本文编号:4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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