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鲁迅影响下的1990年代后杂文随笔创作

　　本文是一篇专业的文学论文，主要是关于略论鲁迅影响下的1990年代后杂文随笔创作，详情请看下面的介绍。

　　一、“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主题“后鲁迅风”杂文随笔的主要内容大致也表现在两个领域——即鲁迅所擅长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邵燕祥说：“鲁迅当时针砭过的时弊，有的仍作为时弊而程度不同地存在于今天，因此鲁迅的杂文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虽说这正是鲁迅的悲哀，他的杂文未能如他所期望的那样随时弊以速朽。今天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许多阴暗面，我们习以为常的，或是我们大吃一惊的，翻翻鲁迅书中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大致都曾经涉及过，抨击过，无待于今之作者晓晓也。你不能不折服先生的博大精深，也不能不叹息‘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大概因此我们不可能割断历史吧。”L2jl 几乎所有的“后鲁迅风”作家都对当下社会中存在的腐败现象批判保持高度的关注，特别是“社会群落”作家，更视之为自觉的任务。众多“后鲁迅风”作家共同描绘完成了一幅巨大的千奇百怪、千疮百孔的“社会腐败图”，将无孔不入的渗透到政治、经济、司法、教育等各个领域的腐败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其中，鄢烈山的创作尤引人注目，他多年来一直对腐败保持高度的敏感和嫉恶如仇的批判精神，倾注心血创作大量“反腐”杂文。在文化社会现象批判上，很多“后鲁迅风”作家都对金庸、王朔现象作了独特的分析与批判。特别是何满子对金庸的批判，多年来一直不舍不弃，穷追猛打，可谓是用心良苦。此外，王开岭所批判的“分享艰难”文学和“休闲白领”文学，余杰所批判的老年“杂忆”文学和“女性写作”文学，王彬彬所批判的“晚报文体”散文随笔，何满子所批判的影视剧中的“帝王皇帝热”和“言情题材热”等，都是值得注意的90年代文化现象。从总体上来说，所谓“休闲白领”文学、“晚报文体”散文随笔等，性质极类似于鲁迅在30年代所批判的林语堂提倡的“小品文”，笔耕文化推荐期刊，两者都是“麻痹”大众灵魂、使思想滑人平庸境界的“麻醉性作品”。鲁迅论述过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但可能成为官的“帮忙”、“帮闲”，并且也有沦为“商”的“帮闲”、“帮忙”与“大众”的“帮闲”、“帮忙”的危险。2O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社会，已迥异于30年代，正向市场化商品经济社会急剧转型，从以政治为中心向以经济为中心发生根本性转变，从而形成了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格局。在新的社会格局中，知识分子有沦为“大众”的“帮闲”、“帮忙”的危险。“后鲁迅风”作家还对当前的教育体制进行批判，对此方面表示关注的有余杰、摩罗、钱理群等，他们一致提出以鲁迅的“立人”主张为最高教育目标。

　　几十年后的王开岭、摩罗与余杰等用鲜活的历史事实证明了鲁迅观点的正确。王开岭的《在“人民”的名义下》、《“民主”与“自由”》等文中指出人类历史上一种常见的现象：独裁者或某些政府、群体等总是假借“人民”、“国家”、“民主”、“正义”、“真理”等冠冕堂皇的崇高名义，对别的国家、民族、群体以及每一个个体生命进行肆无忌惮的杀戮与践踏，犯下了历史的滔天罪行，却在当时获得了他们统治下“人民”的掌声和鲜花。希特勒当时并非他们的“人民”的“恶魔”，而是他们日耳曼民族神圣骄傲的元首，就是因为希特勒善于用“人民”和“集体”的名义做幌子。纳粹党在德国上台正是全民投票的结果，雅典人审判苏格拉底、法国大革命先后将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送上断头台，依据的正是“民意”，中国“文革”中无数知识分子甚至大量国家领导人被打成“叛徒”、“卖国贼”、“反革命”，面对的也是“一致同意”、“集体通过”，因此，王开岭不无警醒的说：“民主，仅仅是实现自由的前提，仅仅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若没有对民主的制约和校正，而使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成为不受理性怀疑和法律制约的绝对准则，那这种原始‘民主’的后果常常是野蛮的、破坏性的。”“后鲁迅风”作家秉承了鲁迅对知识分子批判的传统，对中国知识分子种种以奴性为中心的劣根性进行深入骨髓的针砭与批判。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大多选择“文革”中知识分子作为批判的对象，将知识分子置于“文革”的摄像机面前，或崇高或卑劣，原形毕露，无处逃遁。

　　在“文革”之中，郭沫若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最具有典型意义。“后鲁迅风”作家不约而同地选择郭沫若作为典型个案。他们认为，从“反右”到“文革”的几十年，“在这座受‘改造’和‘再教育’的弱势部落中，自贬自损最厉害、领袖崇拜最动情、个体价值流失最惨的——无疑当属那位级别最高的知识代表——郭沫若先生”。

　　郭氏的悲剧所在— — 将为人、为文、为学、为政搅成一团，终于导致了独立精神和文化人格的失落”瑚。郭沫若写过大量歌颂“四人帮”的诗词，这在“文革”之中不是偶然产生的个别现象，而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把江青捧为凤凰的，是冯友兰；为江青讲《离骚》的，是魏建功；积极批林批孑L的，是周一良；为江青讲李商隐是法家的，是林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摩罗在《知识分子的覆没》一文中甚至“偏激”地认为，整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全军覆没，片甲不留，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和中国古代士人精神同构，没有产生任何新质。王彬彬的《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一文则追溯知识分子异化的文化基因，他将“文革”中知识分子“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做人之道和生存智慧定义为“过于聪明”。知识分子这种“过于聪明”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根源：“中国先秦儒、道、法、兵等诸家，其实从某种意义上都可以作为一种形而下的处世之道活命技巧来读，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都是一种生存之术。”当然，“后鲁迅风”作家在批判中国知识分子奴性的同时，作为参照，他们也艰难寻索出中国少部分保持着可贵的独立性与批判性的真正的知识分子，20世纪上半叶他们共同发现了鲁迅，20世纪下半叶他们共同发现了顾准。“后鲁迅风”作家在选择精神资源和参照时，除了鲁迅之外，不少作家还选择了“俄国知识阶级”(包括旧俄时代的知识分子和少量生活在前苏联特别是斯大林专制统治时期的知识分子)。这些“俄国知识阶级”，主要有索尔仁尼琴、薇拉·妃念格尔、叶甫图申科、帕斯捷尔纳克、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莱蒙托夫、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杜勃罗留波夫及“十二月党  人”作家等庞大的思想精英群体。在“俄国知识阶级”的参照下，所谓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贫血”、“缺钙”。“索尔仁尼琴让半个多世纪以来所有的中国作家都黯然失色”。另外，在艺术特色上，“后鲁迅风”杂文随笔也大致具备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篇幅所限，不述。

　　二、与鲁迅杂文随笔的比较“后鲁迅风”杂文随笔与鲁迅杂文相比，其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