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徐树铮与桐城派(2)

　　四日，雪下三寸许。五日，作赠孙、徐诗。”可见徐树铮与张謇的接触时间并不长，所谈所论多为诗书学问。民国时期发表在《逸经》杂志第十期上的文章《谈徐树铮》说到这次会面：“树铮至京之前，并会访张謇于南通，谈论颇洽。”-4《世载堂杂忆》也提到：“树铮在北洋少年诸将中以风流儒雅自许，喜奉名人学者为师??季直邀赴狼山西山庐谈宴数日，树铮请益，所谈时局学问，语语扼要。徐大为佩服，五体投地。今而后树铮将奉啬老为师矣。”徐树铮与张謇留虽然接触时间不长，但已然被传为佳话。

　　《世载堂杂忆》还说，在徐树铮走后，张謇做梦到徐树铮身遇不测，惊醒后变写下梦中言辞。这种预感从后来的材料看是可以确定的。上述所引用的《谈徐树铮》和《世载堂杂忆》录有张謇给徐树铮所作的挽联：“语谶无端，听大江东去歌残，忽焉感流不尽英雄血；边才正亟，叹浦海西头事大，从何处更得此龙虎人。”张謇自己的文集《张季九录》中也收录了这副挽联，可见他们惺惺相惜。当代学者王彦民在《徐树铮与张謇》一文中认为张謇对徐树铮的欣赏，是因为在遇刺后感到国家失去一栋梁之才而感到惋惜。

　　这样说来是有道理的，可是没有具体说到惋惜的原因。若从文化上看，张謇这样一个文化功底深厚的人，见过有才学的人多如牛毛，见过的军政人物更多。想来有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是北洋后期新文化运动对旧文化的打击很大，他们同为桐城派学者，在学术上、文学上有共鸣，张謇把徐树铮引为知己，把徐树铮在文化上划归自己一脉，视为自己人，所以张謇的悲切痛惜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徐树铮与桐城派文学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徐树铮与民初桐城派名家交往密切，但是如果从与桐城派主要人物的交往来反映徐树铮对桐城派的影响的话，似乎还不足以让人信服。毕竟桐城派是一个以文学着名于世的文化派别，尤其是在散文的发展上有着极重要的地位，所以他和桐城派的关系终归要回到与桐城派文学的关系之上。概括地说徐树铮与桐城派文学的联系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继承了桐城文学的精华并阐发自己的见解，二是顺应了晚清汉宋之学相互消融的趋势，在文学上的具体表现为淡化“骈”、“散”的门户之见。

　　《古文辞类纂》是姚鼐论文宗旨的一个集中表现，是“桐城派的一部法典，桐城派文人无一不对此奉若神明”。徐树铮“笃嗜《古文辞类纂》，集录归有光、方苞、梅曾亮、曾国藩、张裕钊、吴汝纶诸家之说，为之标注”。《古文辞类纂》较早的三个刻本是：道光元年，姚鼐弟子康绍镛刻于广东的“康本”；道光五年，吴昌期于江宁刻录之本，经梅曾亮、管同、刘钦等校刊，世称“吴本”；继康、吴之后，滁州李承渊于光绪年刊刻出“求要堂本”。对于这三个刻本，徐树铮认为“白惜抱轩《古文辞类纂》出，百余年来，治古文者翕然循从涂辙。兴县康氏刻于前，江宁吴氏刻于后。其间篇目多寡，文字异同，稍有出入，无涉要旨。

　　康刻惜翁圈点，吴以翁命去之，实为是书体制之歧。世徒执校者之姓名，版本之格式，以为轩轾，犹为皮相耳。”。指出了“康本”与“吴本”的差异和三个版本各自的缺点。“康本”和“吴本”问题是：“兴县康氏刻于前，江宁吴氏刻于后。其问篇目多寡，文字异同，稍有出入，无涉要旨”；“求要堂本”的问题更严重，“今年滁州李氏刊本：圈点外，更以己意为之句读，又每窜易原字，殆不为识者所尚矣。余意：为着书记，固宜不着迹象，待其人深思而自得之；若为读书计，则无宁丹铅涂乙，提要钩玄：譬人夜行，畀之以炬，不其善舆!故余读康本近二十年，吴本则备之而已。”_2ll。徐树铮的校点首次汇刊姚鼎原本之外的方苞、刘大槐、姚鼎、梅曾亮、张裕钊、吴汝纶等桐城派名家的圈点，在吴汝纶点勘本的基础上增加了更为丰富的品评资料，有益于桐城派文学思想的传播，获得了很高的评价：“比此前的三种版本都好，除原有评语外，采集诸家评语，附于每篇之末，使读者能够就前人已成之迹，察其寄意之所在，以上追古作者之精神，于以自会己意。”[121徐树铮对桐城派文学有精深的研究，偏好古文，但他又主张文章不应该有门户之见。自汉代骈散分途之后，骈散对立就贯穿了中国古文发展的始终。六朝、唐、宋、清，乃至民国但凡文学革新，都有骈散的对立和互融。清朝桐城派力挺散文，《古文辞类纂》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展示了古文的脉络，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导致桐城派很多文人偏向散文。民国时期最着名的骈散之争，就是桐城派文人林纾和以章太炎为首的汉学派之争。民国二年，章太炎一派的考据学派占据北大文科，而林纾为代表的桐城学派则被排挤除去。

　　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说：“初纾论文持唐宋，故亦未尝薄魏晋。及人大学，桐城马其昶、姚永概继之，其昶尤吴汝纶高第弟子，号能为绍述桐城家言者，成与纾欢好。而纾亦以得桐城学者之盼睐为幸，遂为桐城派张目，而持韩、柳、欧、苏之说益力!既而民国兴，章炳麟实为革命先觉，又能识别古书真伪，不如桐城派学者之以空文号天下!于是章氏之学兴，而林纾之说熠。纾、其昶、永概咸去大学，而章氏之徒代之，纾甚愤。”l1但是融合却是大势所趋。林纾在《震川集选序》中就明确地说：“吴南屏曾选《震川集》，余遍觅之，不可得。而南屏当时有学桐城之目，实则南屏师承震川，不必瓣香桐城也。夫文字安得有派?学古者得其精髓，取途坦正，后生尊其轨辙而趋，不知者随目为派。”J6而同时章太炎也说过文章不应分派：“我们平心而论之，文实在不可分派；言其形式，原有不同，以言性情才力，各有不同，派别从何分起呢?我们所以推重桐城派，也因为学习他们底气度格律，明白他们底公式禁忌，或者免除那台阁派和七子派底气罢了。”_l在这一背景之下，徐树铮同样认为文章不应有“骈、散”门户之见：“伊古以来，文无所谓骈、散也，辞达而已矣。”他指出骈、散之争起于明朝人的误解。

　　明朝人认为唐人所写的文章合乎文统，并且上接两汉，而魏晋文章华丽而不实，于是开始推崇散文(朱元璋曾下令禁用四六，骈文在明代受到很大限制)。他强调“其实文之至者，不因骈散而重轻”，主张骈散相融合。他说：“庸讵知三代而下，继周秦诸子之际，虽推西京为最，而袭两汉芬烈，流衍转嬗，以胎唐宋之元，亦为魏晋六朝之赖也?又讵知此汉魏六朝诸文，固皆兼骈散之长。”认为魏晋六朝时期的骈文是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有它自己的历史使命和价值。他提倡学文要追本溯源，不能彼此轻视，反对骈散对立，主张骈散结合，与诸多桐城名家如梅曾亮、刘开、曾国藩、吴汝纶等人的观点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