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理论框架下的文字作品误议误读

　　一、引言关联理论是法国学者Sperber和英国学者Wil—SOIl提出的涉及人类交际的认知理论。该理论致力于从本质上解释人类的交际行为。而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行为，从关联理论中得到了许多启发。关联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如明示一推理交际、认知语境、语境、关联原则等，都能够有力地解释和说明翻译的本质及过程。

　　文学作品的误译是一个令人惋惜的现象。无论是多么成功的译本，都难以避免存在对原文的误读和翻译的错误。我们以关联理论为理论框架，从误译现象的存在原因出发，探讨导致误译现象发生的主要因素，从而尽可能减少误译现象的发生。

　　二、关联理论对误译现象的解读根据关联翻译理论，翻译是一个两轮的明示一推理交际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到原文作者、译者及译文读者三方。理论上来说，在完成一部文学作品之后，原文作者就已经完成了他在这个交际中的任务：他已经把自己的思想化为文字，并将他的交际意图通过文字向读者明示出来，等待着读者通过推理充分理解原文，获得最佳关联。另一方面，译文读者面对的实际上并非包含着作者交际意图的原文，而是译者通过推理理解原文后，选择(译者认为)译文读者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语码所产生的译本。因此，译者的推理和明示是否成功，决定了译本能否准确无误地传达原文所传递的所有信息。假如译者在上述两轮交际中发生了推理或明示上的失误，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就失败了，换言之，误译产生了。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些误译进行剖析。

　　(一)对原文语言语境推理错误导致误译首先，要想实现翻译交际的成功，译者必须保证在第一轮交际中正确地理解原文。根据关联理论，为准确理解原文，译者首先应根据关联原则从可能的认知语境中选择正确的语境假设，并根据原文的语音层、语义层、句法层和语用层等各交际线索找出原文与语境间的最佳关联，从而推断出原文作者的意图。如果译者在推理过程中产生了错误，正确的语境效果就无法得到保证，从而也就无法准确传达原文作者的意图。

　　例如：

　　She was quite convinced of Mr．Elton’s being in thefairest way of falling in love， if not in love already．(Jane Austen，Emma)译文：她十分相信厄尔吞先生，要是他没有恋爱，那便是正在顺利地走上恋爱的道路。(刘重德译)译者在翻译该句时，错误地将原句在“being”处断开，从而扭曲了原文作者的意图，亦即“她确信厄尔吞先生正在顺利地走上恋爱的道路(的这个事实)”。译文读者从该句翻译的明示信息中推断出的是，爱玛相信的是厄尔吞先生的为人，而非原文作者试图传达的某件事实。这与原作者预期读者推理得出的信息相去甚远。

　　(二)对源语社会文化语境推理错误导致误译除了语言语境以外，由于翻译实质是同时涉及两种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它不仅仅是简单的语码转换，而是以目的语的形式将原作品的精神得以再现，在此过程中文化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Ⅲ换言之，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在源语文化语境下对负载着源语文化信息的原文文本进行加工处理，然后转换成译语文化语境下译语文本的形式。然而，由于每个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乃至思维方式都各不相同，如果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受到本族语言所包涵的主流文化语境影响，未能注意到两种文化的差异，就会导致误译现象的产生。

　　例如：

　　“1 will do it． He is a kind mail． 1 will do it or gointo the convent at Charleston．”(Margaret Mitchell，Gone with the Wind)译文：我要这么做，他是好人。要不我就到曹氏屯做尼姑去。(傅东华译)《飘》的傅译本常常为翻译研究者所诟病，其中的一条主要“罪状”就是对源语文化的不当归化。

　　从本句的翻译可以看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对原文所包含的宗教语境的转达发生了错误。由于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尼姑”一词在许多中国人的认知环境中被视作出家修行的女教徒的代名词。译者带着这种认知环境来对原文进行推理，选择了他所认为的最具关联性的信息，从而把原文语境中基督教的女性修行者误译作“尼姑”。这种错误并不罕见，甚至不少着名译者都曾犯过类似的错误。如杨自检先生翻译《呼啸山庄》时，文中有这样一句：I supposed I should be condemned in HaretonEarnshaw’S heart，if not by his mouth to the lowest pit inthe infernal regions原译：我想，(哈雷顿·厄恩肖)即便嘴里不说，心里也要诅咒我下到十八层地狱里去。

　　“十八层地狱”这一说法是一个在佛教中产生，并为道教所沿用和解释的宗教概念。而原文所暗含的宗教语境为基督教。很明显，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不自觉中受到了主流认知环境中宗教信仰的影响，从而选择了错误的语码。因此，杨自检先生把这一短语重译为“地狱的最低层”。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文化误译大多是由于译者对源语文化的不了解，或是潜意识中受到母语主流文化的影响而造成的，但也有译者因某种特殊的原因(政治目的、宗教原因、审美情趣、意识形态等)而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或是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而产生的误译，这种误译有时被称为有意文化误译。

　　(三)未能实现最佳关联导致误译上文所指出的误译现象产生的原因都是由于在翻译的第一轮交际过程之中，译者在源语认知环境中对原文文本的推理发生了有意或无意的偏差或错误。但即使译者根据各层次的交际线索准确推断出了原文作者的信息意图与交际意图，如果他不能在翻译中实现译文读者及原文之间的最佳关联，翻译交际也同样可能失败。前文中已经提到，最佳关联是译者力争达到的目标，也是翻译研究的原则标准。成功的翻译应满足两点，一是译文要与译文读者产生充分的关联，亦即提供充分的语境效果，二是译文必须表达清楚自然，不应使读者付出任何不必要的努力。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未能实现这一目标，就无法实现最佳关联，从而导致误译。

　　例如：

　　D．Hawkes翻译《红楼梦》时，把“宝钗独自行来，顺路进了怡红院，不想步人院中，鸦雀无闻一 ” 翻译作Not a bird’S cheep was to be heard．在原文中，曹雪芹通过“鸦雀无闻”这个成语，向中文读者明示了他的交际意图：院子里非常安静。了解这一成语的中文读者可以用最小的努力得到足够的语境效果。D．Hawkes的翻译虽然在字面上和原文一致，却可能导致英文读者的误解。这是因为从“Not a bird’S cheep was to be heard”这句英文中，读者并不容易从“没有鸟叫” 这一事实推理得出“院子很安静”的结论。不了解中文的英语读者将无法从这个与原文语境并不关联的句子中推理得到原作者的交际意图。即使部分了解中国文化和语言的英文读者可以从译文回溯到中文的“鸦雀无闻”而取得语境效果，他们也必须付出大量不必要的努力，从而无法实现最佳关联。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