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韩少功乡土小说之“人性观”比较探究(2)

　　如果说鲁迅先生重在阿Q身上挖掘并赤裸裸地展示人性是如何一步步扭曲变形的，那么韩少功先生则在此基础上将人性的扭曲进一步深化，引向了意象化的层面。阿Q的人性悲剧是现实的、具体的呈现，丙崽、仁宝则更具象征意义。《爸爸爸》中，叙述者以冷峻的目光远距离地审视，看到的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一个永远长不大的、目光呆滞、行动迟缓的、丑陋无比的、软弱无能的、连翻白眼儿都困难却有着顽强生命力的丙崽形象：他只会说“爸爸爸”、“X妈妈”这两个短语，然而靠着这样的说话能力也能在鸡头寨生存下去；他被后生们欺负，甚至连极小的孩子也可以“侮 辱”他，这个任人践踏的“倒霉蛋”后来却一下子变成 了“丙大爷”，受村民的敬仰和奉承，随后又被人们所抛弃；在村里的老弱病残为了生命的延续而相继赴死的时候，唯独丙崽又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那个简单的符号“爸爸爸”，与其说是一种原始思维，倒不如说是闰土与阿Q的奴性在丙崽身上的体现。同时，在作品中，仁宝被看作是另一个“丙崽”，他的行为举止、思维方式更倾向于阿Q，是一种病态的象征。作者着意抹去了具体的时空，只是虚构了一个自然环境极度恶劣的鸡头寨，一个风俗怪异、人性扭曲的社会群体，韩少功以这种“审丑”的方式将人性的扭曲进一步深化，其深刻的象征意义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和反省，由此展开对人性之美的强烈诉求，这也是其寻找东方审美与思维优势的体现。妇女问题也是作家的关注点之一。《故乡》中的杨二嫂是鲁迅先生着墨不多但是刻画得最为鲜活灵动的人物。从某种层面上讲，闰土的形象是“不动”的，他的一生浸泡在贫苦之中，没有什么大的波澜；但是杨二嫂的形象却是“游动”的，她的生活境遇经历了较大的反差。这个昔日的“豆腐西施”在“我”的印象中，本是一个美丽端庄、内敛矜持的女子，如今却变成了一个尖酸刻薄、爱贪小便宜的悍妇。究其原因，是追名求利的社会挤压了普通民众的生存空间，扭曲了正常的人性。而在韩少功的作品中，最能体现人性扭曲的女性形象就是《女女女》中的幺姑。在作为侄子的“我”看来，原来的幺姑克己善良、以德报怨、默默付出，帮助“我”一家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具备了种种美好品质的女性，在中风偏瘫之后，性情突然大变，变态怪异的举止让人无法忍受，终于被家人“遗弃般”地安置于乡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幺姑的中风暗示了其被各种各样的桎梏所压抑的人性走向了极度的扭曲，而这种人性的扭曲直接带来的后果是人性的退化：“我”开始觉得“幺姑像一只猴、像一条鱼”。韩少功说过：“写《爸爸爸》时，要在《女女女》表现的感受、情绪都已存在。” 因此，借助于“幺姑”这一女 肜象，其隐喻意进一步加深。

　　同时，作者还借助“幺姑”看到了一个颇具现代意味的女性——“老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老黑和《离婚》中的爱姑一样，有着鲜明的个体意识，试图摆脱“男性的附庸”地位，争取自我幸福的权利。但是在现实面前，呈现在两位女性面前的是殊途同归的精神归宿：爱姑最终“屈服于更大的权威”；老黑则在游戏人生的态度中将人性美好的一面遗失殆尽，两人主体精神的积极成分在人性的扭曲中逐渐消失。

　　2．人性的迷失。“知识分子”是鲁迅、韩少功笔下的又一重要人物类型。由“农民”到“知识分子”伴随着创作对象文化认知水平的提高，担当启蒙者角色的知识分子身上显现的却是人性力量的衰落、主体精神的迷失。《孔乙己》中，“唯一站着喝酒穿长衫”的孔乙己有着知识分子的孤傲，但更多的是因生活处境的窘迫而造成的在他人面前下意识的卑微、怯懦。在“我”看来，孔乙己的品行比店里的其他人都好，但是他却常常因“偷书而挨打”，还“屡教不改”。这看似矛盾的行为背后，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孔乙己人性的迷失，在找不到生活出路的时候，他不惜以“偷书”发泄对那些“穿长衫”的愤恨，弥补心理落差的巨大失落。“鲁镇”是孔乙已土生土长的故乡，但是这块乡土上的人们却无法理解孔乙己的苦楚而肆意地以嘲笑他为乐趣，乡土社会没有留给他一丝生存喘息的空间，咸亨酒店的格局象征着维系生存的三个世界：权利、经济、劳动。

　　鲁镇人很轻易地找到了属于各自的世界，只有孔乙己在找寻的过程中迷失了原本的人性。《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原本有着“敢同朋友到庙里拔掉神像胡子”的叛逆，然而迫于生活的压力，在无力回旋的徒劳挣扎下，走向了对生活的屈服与妥协，回到乡下，教起了“子日诗云”，成了无所事事的“闲人”。《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对封建文化、传统礼教深恶痛绝，经常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孤傲耿直，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穷得“连一张邮票也买不起”的时候，也不得不“躬行原来憎恶、反对的一切”而远离了“心之崇敬、主张的一切”。由此人们在鲁迅小说里感受到的是在时代社会的变迁中或命运遭际的挤压之下，知识分子由无法排解精神压力的苦闷走向自我人性的迷失，透过叙述者“我”的眼睛，看到了知识分子人性迷失的种种状态，比如孔乙己的偷书、吕纬甫的归乡、魏连殳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