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韩少功乡土小说之“人性观”比较探究(3)

　　在这一点上，韩少功的《蓝盖子》、《归去来》在同样深刻地揭示知识分子人性迷失的基础上，还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怀疑精神。在《归去来》中，主人公黄治先在进山问货的时候被误认为“马眼镜”，在村民的善意而又愚昧的误导下走向了自我的迷失，在“逃离乡土”的同时陷入了对人性的巨大怀疑之中。《蓝盖子》中，作家将这种自我的迷失、怀疑引向了精神的崩溃。在文中主人公陈梦桃的人生经历是通过“我”的不断追问逐渐呈现出来的，身负罪名的陈梦桃在苦役场上经历了种种超出其生理、心理承受能力的劳役，在朝夕相处的室友悄无声息的死掉之后，他原本脆弱的性格变得更加神经质，在同伴的不解和嘲笑中、在别人对他的怀疑中终于致疯。让陈梦桃备受折磨的苦役场显然不是其“精神的故乡”，然而却在他的心上刻下了永远抹不掉的印记。笔者以为在这点上，知识分子心态的脆弱与人格上的怯懦是其人性  迷失的根源。如果说鲁迅先生在作品中渗透了自己对知识分子人性裂变的理解和同情，那么韩少功更注重的是对其主体意识消解的探寻。

　　3．人性的复归。尽管鲁迅先生和韩少功先生以其犀利的眼光剖析了人性的扭曲、迷失及由此产生的种种状态，但读者还是在文本中会不经意地通过一些细节感受到作家笔下的几抹温情所带来的人性复归，即在某个机遇中回归到人性的本真、善良、单纯、希望。

　　《在酒楼上》的吕纬甫为了满足那个天真善良的顺姑“想要绒花”的心愿而颇费心思和周折，因为在他的心中还保留着对美好事物的怜爱之心，极尽所能地实现人性中的美好。《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为人淡漠、不苟言笑，却对小孩子和青年人关爱有加，因为在他的心中，孩子和青年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他在他们身上给予了对未来的一丝憧憬，这是魏连殳生命的亮色。

　　如果说鲁迅先生关注的是个体人性中的温情，那么韩少功则注重体现群体的人性复归。《归去来》中的“我”受到了乡民淳朴厚道的款待，《女女女》中的“我”在访亲的过程中收获了来自乡民的感动。人性之美昭然于此。

　　总之，鲁迅与韩少功的“人性观”有着深刻的基本内涵，在叙述者“我”的目光之下，人性的扭曲、迷失、复归展露无遗。而通过辨析“我”的身份的隐性所指，或许我们会更好地体会两代作家文化心境的差异。

　　三、追本溯源：“我”的身份辨析在鲁迅和韩少功的乡土小说里，叙述者“我”始终是一个隐性或显性的存在。在韩少功的小说中，“我”的基本身份多是“个人经历较为模糊”的知识分子。作家赋予“我”以一种现代思维、理性视角来审视“幺姑”的人性裂变、“陈梦桃”的自我迷失、“丙崽”， 的“国族寓言”，文本中交织的是作家对民族群体病态特征的思考、对个体生命价值如何实现的困惑、对抽离时代之痛的反思。也就是说，在“我”的身上直接体现了作家本人因困惑焦灼而不断追求超越的文化心境。而在鲁迅的小说中，叙述者“我”的身份内涵则丰富了许多。《孔乙己》中的“我”是个“酒店里的小伙计”；《故乡》中的“我”是为生计奔波的游子；《孤独者》中的“我”又是一个生活窘迫的教员。鲁迅先生借助叙述者的不同身份，现实地展示了在社会各色人等眼中人性的扭曲、迷失及温情。而在其叙述者群体的背后，是鲁迅先生黑亮的眼眸和冷峻的目光。

　　这对“人性”的双重审视使得鲁迅先生的作品带有一种“含泪的微笑”和“绝望的反抗”，体现了他追求人类现代精神质素的文化心境，鲁迅的意义即在于此。

　　综上所述，鲁迅以其高贵的文学品格和人性力量影响了韩少功，而韩少功在承继的基础上显现了自己独特的“人性观”内涵，这种文学思想传承的变异和发展成为新时期文学的重要推动力，而对两人“人性观”的比较研究也必将产生更多值得思考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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