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新联邦主义

发布时间：2019-05-11 20:24

【摘要】：联邦制是一种政治制度,两百多年前,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开篇中写道:“人类社会是真正有能力通过思考和选择来建立良好的政府,还是命中注定他们永远都需要运气和暴力来决定他们的国体?大家常说,上帝把这个重要问题留给了我国人民,需要我们通过自己的行为给世人做个示范。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可以认为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决定性时刻,此时我们应该做出这项决定。”联邦制的政体设计可以很好地处理全国的利益和地方的利益,联邦政府来把控全国的利益,地方政府来接手地方。同时联邦政府和邦政府又是相互制衡的,从而保证了中央和地方都能得到照顾,很好地处理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联邦制已经进入到现代联邦制阶段,“联邦制度是一个活的制度,不是一个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死的制度。随着美国经济、技术、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美国的联邦制度两百多年来也一直在发生变化。”无独有偶,在亚洲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诸如印度、缅甸,原本由殖民者植入的联邦制度,经过长年累月的发展,结合其本国多元民族与文化特性,也开出了别样的花朵。他们的联邦制度,符合多元民族文化的属性,也符合地方的利益,因此越来越受到欢迎。印度和缅甸的民族复杂,宗教林立,语言文化差异巨大,再加上英国殖民时期“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无疑使其社会充满了多元与纷争。但印度和缅甸自从殖民统治解放出来以后,民主化不断推进,联邦制度不断完善,虽然有时也有关于国家治理能力低下、中央与地方各邦争斗的不和谐之音,但总体来说,其政治、经济都得到了巨大发展,民主法制不断完善,政党制度不断进步,稳健的政治制度和完善的法律制度为其发展和崛起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印度和缅甸的联邦制度植根于他们的土壤之中,有它们深厚的历史、文化、社会渊源,从其本国国情出发,在社会特定的环境下确立并运行,带有其本国的特色。它们建立的联邦制度,不同于美国的联邦制度,是一种新的联邦制度,具有自己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以后,印度原本中央集权化的联邦制开始转向地方分权,联邦制的政治权力天平开始从联邦政府向邦一级政府倾斜。促使印度强化分权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印度1991年之后实施的自由化经济改革。总体上说,计划发展模式强调中央集权,经济体制改革的高度市场化则要求分权,新的经济与金融环境也要求印度出现一种新的体制——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与之相适应。分权的结果就是中央集权化的趋势得到扭转,而地方分权化的趋势得到加强,地方一级政府的政治自主和发展能力受到了更多的重视。这样,地方一级的政治精英也更希望通过获得更为自由的政治经济权力来推动本邦的发展。这种条件下,政治精英、政党和选民会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地方一级的发展和利益上来,客观上会强化地区利益和地区认同,地方一级的政治权利强化会提高政治精英和政党在邦内的政治竞争,从而这一层次的选民政治动员也会得到显著地加强,可以说,印度政党政治的崛起与发展,与印度施行地方分权直接有关。我们再来看下缅甸,从2011年大选之后新政府成立至今,缅甸实行了一系列开明的政治改革,得到了国内外广大人士的认可。虽然有着诸多问题与困难,但是缅甸已经具有了民主的形式,开始向着民主化方向迈进。印度和缅甸新时期的联邦制已不是刚独立时效仿英国殖民者建立的联邦制度,而是具有了自己的特点,在此,笔者把其归为亚洲新联邦主义的范畴。由此,笔者总结出新联邦主义的内涵:新联邦主义(new federalism)是指改变联邦政府权力日益集中的趋势,恢复联邦与州之间权力关系平衡的联邦政治模式。新联邦主义体制下,首先,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权力划分日趋合理。新联邦政治体制下,既保持了联邦政府的主导性,又保持了州的相对独立性,既存在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又存在强有力的地方政府。联邦主义是一种分权的政府体制,在这种政府体制中,权力在中央政府和更低层面政府之间进行了分配。中央政府拥有全局性的权力,但在低层次单位,也拥有可观的权力,实行自治。其次,联邦政府权力稳定。国家制度是一国维持稳定的重要力量,一旦建立其好坏与否便会经历岁月的考验。在民族、文化多元的社会和国家,所有民族共同体都承认国家的合法性,是一个国家运作良好的不可或缺因素。新联邦主义有效地解决了国家构建中的多民族认同问题,给予其自由运作空间,极大的减少了分裂的因素与离合力,不失为多民族国家制度建设的解决方案。最后,州政府自由度高。根据联邦宪法,各级州政府、邦政府拥有相应的立法、行政、司法权力。未来一个发展方向是,联邦政府将会让渡更多的责任与义务给地方政府,同时减少对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和资金支持,这无疑给予地方政府以极大的自由与空间。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的矛盾,是世界上一些国家绕不过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在一些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冲突、民族纷争此起彼伏,如何解决中央与地方、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的矛盾更是一项难题。所有民族都承认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是一个国家运作良好的必要因素。只有在各民族相互信任,并且认可国家制度、政党制度及其分权体制的基础上,多样性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与发展。联邦制、区域制、宪法、政体和选举体制提供了一些制度形式,可以有效地把多民族国家纳入到一个和谐的氛围中,使各民族感到和而不同优越感。罗伯特·帕特南在其《使民主运转起来》中,通过分析意大利南方、北方同是在同一个民主制度下,运行绩效却差距显著,北方社会人们之间基于信任的社会资本远远强于南方,公民社会发达,地方自治程度和政治参与积极性也高于南方。“社会资本的存量,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往往具有自我增强性和可积累性。良性循环会产生社会均衡,形成高水准的合作、信任、互惠、公民参与和集体福利。”“社会资本”的多少虽然离不开历史、文化的影响,但政府、地方的培育也毫无疑问会增加一个地区的“社会资本”,而分权的地方自治会很大程度上调动地方人民的积极性。由此可见,“使民主运转起来”一定程度上也是“使地方运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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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5
【分类号】：D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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