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中非伦理行为操作性定义的演化和评析
发布时间：2021-01-19 18:21
非伦理行为是指员工违反被广泛接受的道德或社会规范的行为,然而其操作性定义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现有文献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各操作性定义之间的差异,导致相关文献的分歧和混乱,从而限制了非伦理行为研究的发展。本文通过对非伦理行为文献的系统梳理和归纳总结,指明了非伦理行为操作性定义在概念内涵、研究维度和研究层次上的演化过程,并对该过程进行整合与评析。最后,文章对非伦理行为操作性定义的未来研究做出了展望。
【文章来源】：应用心理学. 2020,26(03)CSSCI
【文章页数】：14 页
【部分图文】：
非伦理行为概念内涵的演化过程
虽然非伦理行为的操作性定义很少明确地划分为不同维度,但是通过深入研究可以发现其操作性定义中往往隐藏了潜在的维度划分依据,这并不一定表示某一量表实际包含了不同维度,而是为非伦理行为操作性定义的维度划分提供了可能性。从不同量表隐含的潜在维度出发,对非伦理行为的操作性定义进行整理,内容如图2所示。最初非伦理行为的操作性定义只有单一维度(Newstrom & Ruch,1975),采用观察者评价的方法。Akaah(1992)根据评价者的不同,在操作性定义中增加了自我报告的维度,同时根据Wouters,Maesschalck,Peeters和Roosen(2014)以及Zuber和Kaptein(2014)的观点,基于评价者的维度划分至少应该包含实施者、受害者和观察者三个维度。从非伦理行为发生时间的角度出发,Treviňo等(1998)提出由于非伦理行为发生的频率和被观察到的概率较低,因此采用评价过去一年所观察到的而非当前发生的非伦理行为更加合适。此外,在Kaptein(2008)之前,相关研究都针对非伦理行为本身进行维度划分,而没有考虑从行为者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划分维度。由于非伦理行为主体的社会角色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非伦理行为的类型,因此Kaptein(2008)依据组织中个体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将非伦理行为划分为针对其他员工、客户、社会、供应商和投资人5个维度,系统地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对非伦理行为做出了不同维度的区分。另一方面,Umphress等(2010)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引入行为动机作为维度划分的依据,提出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并界定了其操作性定义。Thau等(2015)在Umphress等(2010)的基础上,提出了亲团队非伦理行为,也界定了其操作性定义。由此,非伦理行为的维度划分提出了与以往利己特征相反的非利己特征,非伦理行为的利己和非利己动机两个维度得以确认。从行为动机出发,还可以按照是否有伤害意图划分,具有伤害意图的非伦理行为带有攻击行为的特征。Moore等(2012)对非伦理行为的操作性定义体现了有无伤害意图两个维度,拓展了非伦理行为基于行为动机划分维度的研究。另外,Moore等(2012)根据非伦理行为对象的不同,借鉴Bennett和Robinson(2000)反生产行为的划分依据,在非伦理行为的操作性定义中区分了针对个体和针对组织两个维度,为非伦理行为的维度划分做出了有益补充。3.4 非伦理行为操作性定义在不同研究层次的演化过程
Newstrom和Ruch(1975)开发的量表作为最早对组织中非伦理行为进行测量的工具,受到后续研究广泛引用。Akaah(1992)、Weaver和Treviňo(1999)以及Treviňo和Weaver(2001)在Newstrom和Ruch(1975)的量表上进行增加和删减等修改,使得非伦理行为的操作性定义更加成熟。因该系列量表编撰较为完善且成型较早,至今仍然被大量文章引用,并且在使用中得出了一致良好的信度(e.g.Hong,Barnes,& Scott,2017;Walumbwa,Hartnell,& Misati,2017)。Kaptein(2008)的量表弥补了以往操作性定义在研究维度和研究层次的不足,因此成为后续许多研究引用的对象,并且也表现出了良好的信度(e.g.Greenbaum,Hill,Mawritz,& Quade,2017;Quade et al.,2017)。Umphress等(2010)的量表虽然使用广泛,但量表信度在后续研究中并不总是十分理想(e.g.Effelsberg & Solga,2015)。可能由于其操作性定义具有亲组织的特点但其本质属于非伦理行为(Umphress & Bingham,2011;吴明证,邵晓露,孙晓玲,李宁,2017),被试对这两个特征的侧重和理解不同导致量表的信度产生波动。同时,该量表题项较少也可能导致信度不稳定。Moore等(2012)的量表使用总体而言不如其他量表广泛,且只有少数研究报告了该量表的信度系数良好,但其近两年逐渐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 (e.g.Bonner et al.,2017;Quade et al.,2017)。最后,Thau等(2015)所开发的量表关注点在团队层次,弥补了非伦理行为操作性定义在团队层次的不足。由于该量表出现时间较晚,其信效度还缺乏充足的实证支持。4.2 非伦理行为测量内容及其分布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敬畏对道德冒险行为的影响[J]. 李明,李敏维,李文俏,高定国. 应用心理学. 2019(01)
[2]服务型领导、道德认同与UPB的关系[J]. 吴明证,邵晓露,孙晓玲,李宁. 应用心理学. 2017(02)
[3]差序式领导与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圈内人和圈外人视角[J]. 林英晖,程垦. 管理科学. 2017(03)
[4]家长式领导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基于传统性的调节效应[J]. 张永军,张鹏程,赵君. 南开管理评论. 2017(02)
[5]企业非伦理行为的形成机制研究:一个整合的理论模型[J]. 袁靖波.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6(01)
[6]道德困境中行为判断的认知与情绪问题:从道德双加工模型到建构水平理论[J]. 邱俊杰,张锋. 应用心理学. 2015(03)
[7]由敬畏到人心:组织伦理系统破解员工离职困局的新视角——以山东老家饮食连锁公司为例[J]. 莫申江,王夏阳,陈宏辉,张麟. 管理世界. 2015(02)
[8]团队内非伦理行为的社会互动机制[J]. 文鹏,史硕. 心理科学进展. 2012(06)
[9]工作场所员工非伦理行为研究述评与展望[J]. 谭亚莉,廖建桥,王淑红.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2(03)
[10]中国背景下员工建言行为结构及中庸思维对其的影响[J]. 段锦云,凌斌. 心理学报. 2011(10)
本文编号：2987489
【文章来源】：应用心理学. 2020,26(03)CSSCI
【文章页数】：14 页
【部分图文】：
非伦理行为概念内涵的演化过程
虽然非伦理行为的操作性定义很少明确地划分为不同维度,但是通过深入研究可以发现其操作性定义中往往隐藏了潜在的维度划分依据,这并不一定表示某一量表实际包含了不同维度,而是为非伦理行为操作性定义的维度划分提供了可能性。从不同量表隐含的潜在维度出发,对非伦理行为的操作性定义进行整理,内容如图2所示。最初非伦理行为的操作性定义只有单一维度(Newstrom & Ruch,1975),采用观察者评价的方法。Akaah(1992)根据评价者的不同,在操作性定义中增加了自我报告的维度,同时根据Wouters,Maesschalck,Peeters和Roosen(2014)以及Zuber和Kaptein(2014)的观点,基于评价者的维度划分至少应该包含实施者、受害者和观察者三个维度。从非伦理行为发生时间的角度出发,Treviňo等(1998)提出由于非伦理行为发生的频率和被观察到的概率较低,因此采用评价过去一年所观察到的而非当前发生的非伦理行为更加合适。此外,在Kaptein(2008)之前,相关研究都针对非伦理行为本身进行维度划分,而没有考虑从行为者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划分维度。由于非伦理行为主体的社会角色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非伦理行为的类型,因此Kaptein(2008)依据组织中个体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将非伦理行为划分为针对其他员工、客户、社会、供应商和投资人5个维度,系统地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对非伦理行为做出了不同维度的区分。另一方面,Umphress等(2010)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引入行为动机作为维度划分的依据,提出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并界定了其操作性定义。Thau等(2015)在Umphress等(2010)的基础上,提出了亲团队非伦理行为,也界定了其操作性定义。由此,非伦理行为的维度划分提出了与以往利己特征相反的非利己特征,非伦理行为的利己和非利己动机两个维度得以确认。从行为动机出发,还可以按照是否有伤害意图划分,具有伤害意图的非伦理行为带有攻击行为的特征。Moore等(2012)对非伦理行为的操作性定义体现了有无伤害意图两个维度,拓展了非伦理行为基于行为动机划分维度的研究。另外,Moore等(2012)根据非伦理行为对象的不同,借鉴Bennett和Robinson(2000)反生产行为的划分依据,在非伦理行为的操作性定义中区分了针对个体和针对组织两个维度,为非伦理行为的维度划分做出了有益补充。3.4 非伦理行为操作性定义在不同研究层次的演化过程
Newstrom和Ruch(1975)开发的量表作为最早对组织中非伦理行为进行测量的工具,受到后续研究广泛引用。Akaah(1992)、Weaver和Treviňo(1999)以及Treviňo和Weaver(2001)在Newstrom和Ruch(1975)的量表上进行增加和删减等修改,使得非伦理行为的操作性定义更加成熟。因该系列量表编撰较为完善且成型较早,至今仍然被大量文章引用,并且在使用中得出了一致良好的信度(e.g.Hong,Barnes,& Scott,2017;Walumbwa,Hartnell,& Misati,2017)。Kaptein(2008)的量表弥补了以往操作性定义在研究维度和研究层次的不足,因此成为后续许多研究引用的对象,并且也表现出了良好的信度(e.g.Greenbaum,Hill,Mawritz,& Quade,2017;Quade et al.,2017)。Umphress等(2010)的量表虽然使用广泛,但量表信度在后续研究中并不总是十分理想(e.g.Effelsberg & Solga,2015)。可能由于其操作性定义具有亲组织的特点但其本质属于非伦理行为(Umphress & Bingham,2011;吴明证,邵晓露,孙晓玲,李宁,2017),被试对这两个特征的侧重和理解不同导致量表的信度产生波动。同时,该量表题项较少也可能导致信度不稳定。Moore等(2012)的量表使用总体而言不如其他量表广泛,且只有少数研究报告了该量表的信度系数良好,但其近两年逐渐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 (e.g.Bonner et al.,2017;Quade et al.,2017)。最后,Thau等(2015)所开发的量表关注点在团队层次,弥补了非伦理行为操作性定义在团队层次的不足。由于该量表出现时间较晚,其信效度还缺乏充足的实证支持。4.2 非伦理行为测量内容及其分布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敬畏对道德冒险行为的影响[J]. 李明,李敏维,李文俏,高定国. 应用心理学. 2019(01)
[2]服务型领导、道德认同与UPB的关系[J]. 吴明证,邵晓露,孙晓玲,李宁. 应用心理学. 2017(02)
[3]差序式领导与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圈内人和圈外人视角[J]. 林英晖,程垦. 管理科学. 2017(03)
[4]家长式领导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基于传统性的调节效应[J]. 张永军,张鹏程,赵君. 南开管理评论. 2017(02)
[5]企业非伦理行为的形成机制研究:一个整合的理论模型[J]. 袁靖波.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6(01)
[6]道德困境中行为判断的认知与情绪问题:从道德双加工模型到建构水平理论[J]. 邱俊杰,张锋. 应用心理学. 2015(03)
[7]由敬畏到人心:组织伦理系统破解员工离职困局的新视角——以山东老家饮食连锁公司为例[J]. 莫申江,王夏阳,陈宏辉,张麟. 管理世界. 2015(02)
[8]团队内非伦理行为的社会互动机制[J]. 文鹏,史硕. 心理科学进展. 2012(06)
[9]工作场所员工非伦理行为研究述评与展望[J]. 谭亚莉,廖建桥,王淑红.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2(03)
[10]中国背景下员工建言行为结构及中庸思维对其的影响[J]. 段锦云,凌斌. 心理学报. 2011(10)
本文编号：2987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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