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典当制度的现代化建构

发布时间：2020-06-12 06:29

【摘要】：典当在中国已有超过1600年的历史,历经各种社会变迁发展至今日。其区别于传统金融业“以信易钱”特征,以“以物取信”为其本质特征,同时典当业自身特有的惯例,如有条件的适用绝当区别于传统的担保物权,这种特殊的制度实属现代法律制度中尚存的“化石”。并借着十八大提出的“普惠金融”概念和相关政策支持,典当业作为其实现形式之一,越来越受到重视。据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统计,截至2017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典当企业8483家,分支机构950家,从业人员4.9万人。成为传统金融机构的重要补充,为中小(微)企业甚至个人提供了解决燃眉之急或融资投资需求的新渠道。于此同时由于新时代典当发展的新特点,需以中国古代典当作为基础参照系,弄懂它的前世今生,以便是在梳理制度历史的基础上,研究该制度的现代化问题,本文重点着眼于典当经营中三个突出问题,一是处理当物涉赃问题,应区分典当行主观状态,当判定典当行符合善意收赃要件时,原权利人可支付当金取回所有物。反之,典当行无偿返还给原权利人。二是绝当物流质问题,认可典当行有条件的适用流质,但需对条件限制进行适当调整。三是典当行息费计算问题,认为对典当行年息费利率24%—36%之间予以支持。通过上述问题进行适应时代和国情的制度重构,希望助力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法律的完善。本文除引言外,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通过梳理中国古代典当的发展脉络、明晰典当概念、探究法律性质得出我国古代典当更多呈现消费特点;法律性质对特殊的担保物权。第二部分通过对比古代与现代典当的当物范围、服务对象和当户典当目的得出现代典当具有更强的投资性特征,分析了新时代下典当对于经济社会生活产生的巨大正面影响以及在民法典编纂的契机下有重构的可能,从而得出新时代下的典当应该并可以进行现代化,以此来满足时代需要。第三部分指出在典当经营中遭遇当物涉赃情况时,直接无偿吊赃是忽视典当行利益的错误做法。通过考察赃物善意取得的可行性和域外相关法律规定得出应该构建典当行的善意收赃制度。其中最关键的典当行的善意程度的认定标准,提出可以通过收当行为的具化标准来判断。第四部分通过与绝当物关系密切的流质禁止条例入手,考察流质解禁的合理性是符合潮流趋势的。查阅典当绝当物案例,法院现阶段是支持《典当管理办法》绝当物限制适用流质的规定。综合来说绝当规制突破物权法是值得肯定的,且笔者对绝当物适用流质可能会产生不利于原所有权人利益提出可以选择合同法上的公平原则路径进行保护,也对典当行是否有权参加绝当物品竞拍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第五部分是对典当行高息费利率问题的探讨以及对绝当后息费收取计算方式正当性、合理性的探讨。查阅司法实践案例后发现对典当行息费利率计算规制大多以民间借贷26条为借鉴依据进行处理,但是较为混乱,没有统一的处理规制。后通过对典当行息费利率较高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以及通过现行普遍计算方式实例比较,发现若按照以利率和综合费率之和不超过年利率24%的计算方式来计算绝当后的息费会造成守法成本高于违法成本,从而得出这种计算方式是不公平。得出典当行高息费收取较高的有道理的,但过高仍应受到法律限制,而对绝当后的息费利率控制笔者认为法官可考虑综合因素对其规制在年利率24%-36%浮动区间,而不仅是年利率以24%为限,以此来保障典当行利益,维持大量的典当交易。第六部分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对典当的现代化构建,一是从在制定民法典的契机下,以及物权缓和说的倡导下提升规范典当立法效力,二是总结典当制度中具体问题的规制方法。
【学位授予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8
【分类号】：D923.2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