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冲突下的现实回归

　　一 “情”是美好的初衷

　　“唐传奇中生命的流动，才情的进发和欲望的激荡．正载喻着唐代文人对爱情、生命、社会乃至整个宇宙的独特感悟与思考”? 。唐传奇大量的文人士子与仙人狐鬼、妓女的爱情文本，不仅展示了唐人热情浪漫的精神风貌，更反映了唐代文人的思想意识的觉醒。

　　(一)士子妓女、仙人狐鬼之恋的超现实文本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反映了爱情自由意识的觉醒唐传奇的爱情文本打破了传统的人人相恋及门当户对的爱情与婚姻。转而描写了大量的充满脂粉气和幽冥玄怪意味的士子与妓女、仙人狐鬼之恋的超现实爱情。这种超现实文本对封建社会传统婚姻制度造成一定的冲击。中国封建社会爱情与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唐朝社会对婚姻双方的身份地位对等的要求十分严格。在这种社会风尚的制约下，文人士子与娼妓、文人士子与妖、鬼的身份悬殊天差地别，他们之间的相恋和结合。与封建社会婚姻的等级、门第观念显然是不相符的。但折射出唐代士子的爱情观。如《李娃传》、《杨娼传》写的是士子对娼妓的迷恋；《任氏传》、《孙恪》叙述的是人妖之间的恋爱；《离魂记》、《李章武传》描写的是人与鬼魂之恋；《崔书生》、《湘中怨解》讲述的是人仙恋；《虬髯客传》、《昆仑奴》述说私奔之情；《飞烟传》、《冯燕传》叙说私通；等等。这些爱情故事反映出唐代士子的深层意识—— 对门当户对、父母之命的政治功利婚姻的不满以及对两心相悦爱情的追求与向往，可见唐朝士子爱情自由意识的觉醒。

　　(二)大胆追求真爱、敢爱敢恨的女性形象，折射出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地位的提高在唐传奇的爱情文本中。作者把女性作为描写主体．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可歌可敬的女性形象。与以往的女性是依附于男性存在不同的是，这些女性是独立存在的，她们除了有传统思想观念所赋予的姿色和才情外，更有独立的思想意识，明白自己的情感需求，努力助男人一臂之力，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在文本中，作者赋予她们的形象是敢爱敢恨，在面对自己所钟情的男性时，在经历“情”与“理” 的抗争后。选择跨越传统礼教的束缚，大胆、主动地去追求爱情；在获得爱情后，尽自己所能．在精神和物质上支持所爱之人，，助所爱之人走上成功之路。这些女性新的形象特点，暗示女性意识的觉醒，也说明唐代男性已开始关注女性的情感需求和人生价值。同时也折射出唐朝女性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如《莺莺传》中的莺莺初见张生与他一见钟情．但碍于封建礼教的约束极其羞涩。也羞于表达，后在张生的爱情诗词中融化，大胆越过礼教束缚，瞒着母亲与张生幽会，并与张生私自结合；《李娃传》妓女李娃和赴京应试郑生(荥阳公子)相恋，郑生资财耗尽，流落街头，李娃说服鸨母，为自己赎身，收留郑生，照顾郑生的生活起居，鼓励和支持郑生，发奋读书，登第为官，李娃也被封为淠国夫人；《聂隐娘》中的聂隐娘是一位出生将门的侠女，初次邂逅磨镜少年，就日“此人可与我为夫”，而聂父“不敢不从，遂嫁之”。《步飞烟》中的步飞烟是曹参军武公业的妾，在偶然间认识邻家公子赵象，两人情投意互通私情，事情暴露后，面对凶残的曹参军，飞烟不屈地宣告：“生得相亲，死亦何恨!”结果被鞭挞而死；《任氏传》中勇敢追求爱情的狐女任氏；《霍小玉传》中至死不渝的娼门女霍小玉；《离魂记》中痴情女张倩娘；《柳毅传》中反抗夫权的龙女，等等。

　　这些都是有血有肉的深情女子，她们为了爱情，大胆越礼，对爱情至死不渝。这些反映出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和女性地位的提高。

　　(三)多情又懦弱的男性形象，暗示男权意识有所松动相对于唐传奇爱情文本中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男性形象显得暗淡无光。唐传奇爱情文本中的男性一反以往文学作品及封建男权社会所赋予的阳刚之气，更多呈现出善良多情又被动怯懦的特点。

　　自古名士多“风流”，唐传奇爱情文本中男性也多情，也喜欢美丽、温柔、多才的女性，但不同于以往的文本，唐传奇爱情文本中的男性更缺乏一种封  建男权社会男性应有的主动、果敢和担当。在家庭里。他们屈服于父母之命；在遇见爱情时，他们更多的是被动去接受女性的示好；在爱情遇到阻力时。他们无力反抗；而在爱情陷入绝境时，他们总选择全身而退．却不干脆利落。这类男性以《霍小玉传》中的李益为代表。李益为见霍小玉精心打扮，刚到小玉家，与媒婆鲍十一娘“调诮”，初见小玉时便说“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相映，才貌相兼”，并与小玉立下“皎El之誓，死生以之”的盟约，可见其风流轻佻。后李益高中赴任后屈从母命，另娶卢氏，并欺瞒小玉，小玉因久不得音讯而病人膏肓时，他又自知罪责深重，不敢前往探望。至此，李益的轻佻而又怯懦的个性跃然纸上。

　　《李娃传》中郑生赴京应试途中，与李娃相恋，从此沉迷爱情，耗尽资财，沦为乞丐，科举考试、求取功名也成为镜花水月，后在李娃收留照顾和鼓励支助下，奋发读书，求取功名，最终功成名就。郑生的软弱与依赖可见一斑 。《莺莺传》中张生初见崔莺莺，便喜欢上莺莺，几经周折得到美人芳心，求取功名后另攀高枝。却为自己辩解：“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俘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 实际上是不敢背负“负心” 的骂名，而将责任推予莺莺。封建社会一直认为“男子以强为贵，女子以柔为美”，女性是依附于男性而存在的，但唐传奇爱情文本一反传统格局，在作品中展现了男性对女性的依赖。让我们领略到唐代妇女在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男权意识的松动。

　　二 “理”规范下的现实回归

　　虽然，在唐传奇爱情文本中，作家借助女权话语，肯定女性对爱情的追求与向往。包容女性的大胆越礼，这是作者有意识地在关注女性的情感体验和独立价值，这也表明在唐朝女性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同时也体现了唐士子对爱情自由的渴望和追求。但仔细研究不难发现，“情”特指挚爱真情是唐士子追求的美好初衷，而作为封建社会之人，其在严格的封建礼法前，不敢大胆的以情反礼，却要处处以理约情，在经历了艰难的情理挣扎后。最终选择的是向现实的回归，向礼法的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