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小说中的)“文革”女孩的形象论述

　　“女孩／儿童”是严歌苓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人物形象。无论是早期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中的小点儿，《人寰》中“我”不断回顾中的少女时代的自己，还是短篇小说集 穗子物语》中的同名主人公，亦或是作为配角出现但着力刻画的《一个女人的史诗》和《小姨多鹤》中的女儿，均是一群性格各异、活泼灵动、引人注目的女孩形象。这些女孩形象在严氏小说中大量、有的甚至反复出现，不能不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我们先对“女孩形象”做一个基本界定。从词语本身来看，“女孩”的含义显而易见，然而它的外延却又不够准确，到底什么年龄段的女性可看作女孩?毫无疑问，女孩是儿童，所以必须厘清“儿童”的年龄段。就心理学、联合国《儿童权力公约》和目前的儿童文学理论等方面来看，一般将儿童的年龄界限定在18岁。Eli由此，本文所探讨的“女孩”即指18岁左右以下的未成年女性。为了避免对严歌苓小说中的女孩形象选择过于随意，本论文所选择的这些女孩具有一个共通的特征：身体或心灵处在成长变化阶段，未曾定性，而作品对其刻画的主要生活阶段也在18、l9岁之前。因此，《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虽然出场时才14岁，但作品主要展现其成年后的一生经历，所以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而《我不是精灵》中的萧穗子虽然已超过18岁(刚满19岁)，但小说重点刻画了少女穗子在初恋中对真实心灵的追求与成长蜕变，仍纳入本论题研究。通过以上的界定，我们可以对严歌苓小说中出现的女孩形象做一个统计截至2011年6月，严歌苓已公开发表、出版的长篇小说14部(《马在吼》作为《磁性的草地》的删节版和《金陵十三钗》的长篇未免重复未计算在内)，中短篇小说56篇，而其中主要描写女孩形象的作品占其小说创作总数的43 ，比例实在不小。因此，通对严歌苓小说中女孩形象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作家的创作心理与作品主题，也能从中窥探到严氏小说的独特风格。

　　从中国新文学的发轫期“五四”开始，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不断有作家关注儿童问题，并塑造出形态各异、鲜明突出的儿童形象。从鲁迅的《故乡》、《孔乙己》，萧红的《呼兰河传》，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再到汪曾祺《受戒》、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迟子建《北极村童话》，以及王安忆的“成长女孩”系列、陈染和林白关注女性童年身体意识的小说，它们均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个重要的存在。

　　近二十年来对此文学现象进行研究的文章、硕博士论文也不在少数。然而，不论是研究单个作家作品，抑或进行群体研究，还是两两作家的比较分析，严歌苓所大量塑造的女孩形象却被排除在外。即便是严歌苓的专项研究，也只涉及了某些单篇作品，或者在硕博士论文中的一个部分论及，并未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大背景产生联系。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和遗憾。

　　同属女性作家，严歌苓与萧红、林海音、迟子建、王安忆、陈染、林白等一样，不可避免地更加关注女性(包括女孩)的心灵、情感与命运，因此，她们的作品在题材与人物上具有一定的共通性。然而，严歌苓是一位具有特殊人生经历的女作家，这必然导致严氏的女孩形象创作有别于其他作家。严歌苓出生于上海，童年生活在安徽，l2岁进入成都军区文工团成为舞蹈演员，笔耕文化推荐期刊，入伍后几次进西藏演出，1979年又成为一名战地记者。3O岁，严歌苓离婚后赴美留学，一边求学一边打工，艰辛异常，最终获得英文写作硕士学位。1992年，严歌苓与美国外交官Law—rence结婚后，开始专职创作。她还被邀请加入好莱坞编剧家协会，成为该协会唯一的华人编剧。

　　2004年，由于丈夫的工作关系，严歌苓旅居南非。

　　如今，她往来于中国、美国和南非之间，继续着别样的写作和生活。

　　这样经历丰富的人生，使得严氏小说中的女孩形象类型十分多样，其中有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单纯小姑娘、有活泼青春的女兵、有藏族少女也有外国姑娘，有生活在海外的第二代移民和杂技艺人，有被人贩子买下的内心坚韧的聪慧女童，还有命运坎坷的童养媳。严歌苓丰富的个人经历，也使其小说的叙述风格与内在意蕴不同于当代其他女性作家。

　　严氏小说中那些身份、性格各异的女孩，就其叙述技巧与深层意蕴的指向而言可以划分为“文革”与成长两大类型

　　(一)“文革”女孩— — 来自“文革”的独特体验这类小说中的女孩都生活在“文革”的时代背景之下，她们的人生、情感均受到特殊年代的影响，故事情节的展开直接与“文革”关联，以《雌性的草地》、《天浴》和“穗子”系列为代表，我们可以对其从叙述视角层面展开进一步细分与研究。

　　1．“她们”——雌性的群像。《雌性的草地》一直是严歌苓自己非常钟爱的作品，从2007年她将其重新修改删减为《马在吼》出版可见一斑。这个故事来自于真实的生活，小说刻画了一群“女子牧马班”年轻女性形象，以一位“美丽、淫邪”的16岁少女小点儿的观察角度来叙述。在一个强调“红色”、“理想”、“集体”的时代里，女子牧马班的沈红霞、柯丹，包括小点儿在内，她们年轻的肉体和灵魂都被一种荒诞的庄严扼杀了。作者在一片红色的草地上，展现了人性在不合理的残酷时代一点点被毁灭的过程。与此相似，《天浴》同样描述了一个美好女孩、一份纯净心灵的消亡。小说一开头，作家以一种柔美、诗意的语调描绘了知青女孩儿文秀生活的自然环境：“云摸到草尖尖。草结穗了，草浪稠起来。一波拱一波的。”文秀也如这小草一样纯美而柔弱。为了回城，她只能用自己的身体作为交换。然而，一个个手握文秀命运的“关键”男人却只拿她当做玩弄的工具，肆意凌辱。文秀始终无法回城，只能一次次用水擦洗自己被侮辱过的身体，试图洗涤自己的痛楚与人性的罪恶，身处高原的沐浴因此具有了一种浓浓的象征意味。最终文秀在善良的放马人老金的帮助下，与生命永诀，她净白的身体永远地躺在了天上的浅池中，“像寺庙壁画中的仙子”。在那个时代，无数个青春生命与纯美人性如文秀一样被淹没了。无论是《雌性的草地》还是《天浴》都将至美至纯的女孩作为牺牲品，祭奠在了特殊时代面前，其中透射出作家对纯真生命与人性的追寻和赞美。

　　2．“我”／“我们”——个人的记忆。《穗子物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