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韩少功乡土小说之“人性观”比较探究

　 本文是一篇专业的文学论文，主要是对鲁迅、韩少功乡土小说之“人性观”比较探究的阐述，详情请看下面的介绍。

　　20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以其冷峻奇隽的文风开创了乡土文学的写作范式。80年代，韩少功先生则旗帜鲜明地扛起了寻根文学的大旗。这两大文学思潮的激流涌动共同为中国现代文学注人了鲜亮的活水，但引导了潮流的鲁迅、韩少功却从不以开创者自居，秉承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和独立精神，他们坚持以笔为旗，一路前行。

　　而近年来，评论者们似乎已经注意到了鲁迅与韩少功之间的某种关联。对二者的比较研究散见于“现代性、国民性、写作立场”等论述基点上，即“从现代化探索的角度，剖析韩少功与鲁迅的精神血缘联系。”“探究韩少功的‘寻根’之笔与‘启蒙’之思与鲁迅思想的联系”、“概括鲁迅与韩少功坚守、包容的写作立场”等。诚然，鲁迅与韩少功的现代性诉求毋庸置疑、对国民灵魂痼疾的思考也是两者最鲜明的共同点，但是笔者以为，两人的思想关联远不止于此，因为“国民性”意指“奴性、愚昧”等，其内涵多为贬义，但是纵观两人的乡土小说，我们发现“对人的关注”

　　即两人的“人性观”应该成为评论的焦点，但是这方面的论文目前还没有。以叙述者“我”为切入点，结合具体文本体察韩少功对鲁迅“人性观”的承继、变异和发展，是本论文的研究重点。

　　一、亲近鲁迅：两代作家的精神承继笔者以为，比较鲁迅、韩少功的“人性观”，必先还原作家所处的历史语境。考察作家的生平我们会发现两人的经历极为相似：少年丧父，初涉人世的艰辛与悲凉使其留下了对人性最初的痛感；青年有志，用文学撞开了一条独特的人生之路，在社会与个人的冲撞中加深对人性本质的认识；而立之年，个人命运经历了岁月的淘洗，开始深入对人性的理性思考。如果说鲁迅先生是在中国文化古老的时空观念上确立了自己独立深切而又鲜活灵动的时空观，使得他可以跳出传统圈子的束缚，超越时代，站在人类精神的峰巅俯察人性的本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性观”，那么韩少功的“人性观”则是在时代的裹挟、自觉地追求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带有时代创伤的鲜明印记。尽管鲁迅与韩少功的“人性观”看似有着各自独特的内质，但我们还是从韩少功的自我言说中感受到了鲁迅先生对其文学人生的重要影响。

　　韩少功曾坦言：“我最早接触文学，是鲁迅、托尔斯泰那一类，后来读外国现代派小说，但也不是都喜欢。” 可见，鲁迅先生是韩少功文学人生的启蒙者之一，在其后的文章及对话访谈中，从文学思想到创作意识，韩少功总是自然而然地提及鲁迅先生，在谈到“外来语与民问语对文学写作的影响”，他说：“鲁迅是亦土亦洋，外来语和民间语兼而有之，笔下既有吴方言的明显痕迹，又有日语和西语的影响。”l3 在谈到“小说道德”的问题上，他说：“鲁迅先生描写阿Q入木三分，这就是小说道德的经典体现??他很懂得在小说中节制自己的道德义愤，恪守和保护艺术的道德。” 在谈到“知识分子品格”的问题时，他说到：

　　“中国知识分子以前有几种出路。一种是当小丑，御用文人。??再有一种是当年鲁迅先生所说的二丑? ? 鲁迅先生当时感到痛心甚至绝望的，一个是中国的农民，一个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在谈到“文学创作如何求新”的问题时，他说：“从‘伤痕文学’到所谓的‘乡土文学’，莫不是开始屡受指责或冷落，后来却一度成了模式，被竞相效法几近成‘灾’!” 正是对鲁迅文学思想精髓的继承使得韩少功跳出了当下乡土文学的种种桎梏得以远距离的审度，笔耕文化推荐期刊，其作品与众不同。而最能集中体现韩少功对鲁迅先生的崇敬之情的则是其在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上的获奖感言—— “获得以鲁迅先生命名的文学奖，使我想起了先生当年的孤独、沉痛以及决绝。作为一名后来人，我愿在立国、立人、立心的文明薪传中奉献微力，哪怕最终成为可笑的吊客或失败的小卒。” 景仰之情、谦逊之心溢于言表。

　　从韩少功的自我言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关于乡土小说创作的基本理念必然顺承了鲁迅先生，但韩少功独特的人性观内质也会促使其在汲取前辈精华的过程中自觉地走向某种变异和发展：而这恰恰成为了文学发展的助推力。

　　二、走进乡土：人性的书写与重塑自“乡土文学”植根于中国文学土壤以来，有关“乡土”、“乡土中国”、“乡土小说”等概念含义的阐释层出不穷，几乎从未离开过评论者们的视野。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以一种简明的论述概括自己的认识：在中国作家的心中，“乡土”——心灵精神的乡土，它的意指有着很大的伸缩性，即可大可小。感性中的乡土有种水乳交融的亲切，是对游子深情的召唤，理性中的乡土又是对其重新且冷峻地审视，意味着某种背叛与回归。表达乡土其实是一种追问历史和感悟文化的方式。所谓“乡土小说”，就是以“乡土中国”为依托，记录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发生的一幕幕悲喜无常的命运，熔铸感性中的依恋与理性中的反叛，展现作家风格各异的人性观，从而探究人性背后隐藏的民族文化心理缺陷，重塑现代人的精神。

　　仔细研读鲁迅、韩少功的乡土小说，我们会发现，文本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叙述者“我”。而它的存在有时是显性地跳跃在文本之中，参与进叙述的故事，如《孔乙己》、《蓝盖子》，有时是隐性地潜藏在叙述之中，凌驾于叙述故事之上，如《阿Q正传》、《爸爸爸》。但不管怎样，作品中的各色人物还是紧密地聚焦于这一叙述者的视野观照之下，向读者展现人性的扭曲、迷失及复归。

　　1．“人性”的扭曲。“农民”是鲁迅和韩少功笔下的一大人物类型。在以农业为主的中国社会，统治者凭借封建传统文化牢牢地禁锢了农民的思想，使他们不仅成为中国最稳固的统治基础和经济基础，而且形成了愚昧、麻木、奴性的群体特征。随着西方现代文明的入侵、时代的风云变幻，固有秩序的支离破碎并没有唤起这一群体的人性复苏，反而走向了人性的种种扭曲。《故乡》中闰土的生活遭遇之所以让人心痛，就在于那一声“老爷”里渗透了已经扭曲的人性罩在闰土身上的无形的卑微、自贱。《阿Q正传》之所以被人们奉为经典，也在于阿Q身上集中演绎了一幕幕中国农民人性扭曲的悲剧。在隐藏于叙述故事之后的“我”看来，阿Q算不上真正的农民，他比普通农民的境遇还要悲惨，因为他没有土地，没有安身立命的资本。虽然他可以做短工、割麦、舂米、撑船，有着基本的生存技能，但却得不到作为一个劳动者起码的尊重。作为中国封建传统社会缩影的未庄是不会留给阿Q这类人勉强存活的空间的，阿Q的悲哀在于其“精神胜利法的精髓”已完全渗入他的思维意识。作为生命个体的他不具备基本的主体意识，他的思想被封建伦理所控制，生活欲望被压制，他的“自尊”建立在现实的虚无之上，无法摆脱的群体特征，最终将阿Q一步步引向了人性的扭曲，进而与周围环境构成了一种越来越紧张、焦灼、失语的矛盾关系，直至走向自我的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