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崛起存在的主要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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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对新挑战，中部崛起还存在着许多制约因素。

　　（一）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中部的经济增长速度仅快于东部，仍 然滞后于西部和东北，年均增速分别比西部和东北低0.5和0.4个百分点。从人均GDP看， 长期以来中部地区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局面没有明显改善。如表1所示，2010年中部人 均GDP仅相当于东部的50.7%、东北的70.4%，只比西部高9%。从人均财力看，2010年中部 人均财政支出只有4200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3%，东北的65%，西部的70%，在四 大板块中最低。从人均收入看，2010年中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 平的84%，农民人均纯收入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93%。

　　（二）产业结构层次较低。我国中部与东部的发展差距，表面上看是增长速度、发展水平 等方面的差距，深层次上反映的却是结构的差距。中部产业发展的多数指标都处于较低位 次，产业结构失调已成为制约中部六省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一是农业人地矛盾突出，基 础设施薄弱，农业内部重粮型的单一化结构与工业的相关度低，不利于以农副产品为原料 的轻纺工业发展。二是在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的优势并不明显，工业 化水平较低，能源、原材料基地发展的后续资源潜力不足，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新技术产业 尚处于起步阶段。三是第三产业以传统的流通和服务业为主，为现代工业服务的金融、通 讯和信息产业相当薄弱，现代化水平不高。四是中部六省在产业结构上存在较高的相似性 。在纺织、塑料、化纤、建材等一般水平的加工业方面，中部六省重复建设严重。五是产 业对外开放程度低。2010年，中部六省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167亿美元，占全国的3.9%，外 贸依存度为9.2%，比全国的50.2%低41个百分点，比例明显偏低。

　　（三）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自主创新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核心，也是推进中部崛起 的根本动力。中部地区科技投入具有一定规模，但科技发展的整体水平不高。根据全国各 省区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2010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报告》将全国31个地区的科技 进步总体水平划分为五类，中部六省中仅湖北位于第二类地区，江西被列入第四类地区， 其他四省为第三类地区。从技术产业竞争力看，中部地区在中技术产业（如交通 设备、黑色金属、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等传统制造业）和低技术产业（如饮料、纺织等资 源加工类产业）具有一定的产业竞争优势；但是，除医药制造业、航天航空业、电子及通 信设备外，中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在科技竞争和产业竞争优势上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09年，中部人均教育经费支出867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9.1%、东部的66.9%、东 北的80.2%、西部的81.2%，是四大地区板块中最低的。在中部地区，教育科技投入不足， 中小企业和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相对滞后，科技产出重“成果”轻“商业化应用”，社会的 科技需求与成果供给不对接，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滞后，创新服务体系不健全等因素都制约 着自主创新的突破发展。

　　（四）内需市场尚待开拓。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冲击，我国需要将外需型的经 济过渡到外需经济和内需经济相结合、并逐步以内需为主体的经济。外需转内需的国家发 展战略，为中部崛起提供了无限契机。沿海地区在金融危机之后还是以出口为主，但对于 中部来说，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还应以扩大内需为主，在内地生产在内地销售，立足于未 来国家拉动内需的政策。中部地区地域广阔，人口占全国的28%，农村人口占全国的近1/3 ，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基础设施建设、社会 事业发展、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都蕴藏着巨大的需求。通过扩大内需，中部可以创造出一 种新的发展模式，就是以启动内需实现崛起的发展模式。但是，中部的内需市场受到人均 收入偏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因素的限制；2006年～2010年中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年 均增长15.17%，仅高于东北（13.47%），处于四大地区板块中的第三位。如何提高居民的 收入水平，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公共物品消费，实现区域间的公共服务均等化 ，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是中部崛起面临的重要课题。

　　（五）资源环境问题突出。长期以来，中部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资源环境为 代价的。中部的高能耗高污染产业所占比重一直较高，而且发展很快，各省支柱产业仍然 多以高能耗高污染产业为主，产业结构转型特别是向“两型”产业方向转型进展缓慢。中 部资源短缺，煤、电、油、气、土地等要素供给长期紧缺的局面难以有大的改观，并且随 着经济的增长、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资源要素硬约束的矛盾也将更加突出。另一方面， 中部地区生态环境形势仍不容乐观，重金属污染、水污染等环境问题仍呈多发高发态势，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任务繁重。2008年中部地区每万吨工业废水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和氨氮排 放量，分别较全国平均水平高12.9%和68.3%。中部的环境污染正从点源污染扩展到面源污 染，从工业污染扩展到农业和生活污染，从城市污染扩展到乡村污染，而且各种污染复合 叠加，增加了环境治理的难度与成本。随着“两型”社会建设的深入推进，对中部资源环 境的要求将越来越高，节能减排、综合治理、绿色发展的任务仍十分艰巨，如何协调经济 快速发展与资源环境束缚之间的矛盾，走低碳、绿色化的“两型”道路，是中部崛起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

　　（六）生态保护补偿不足。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将建设主体功能区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并将之与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共同构成我国区域发展的整体战略。按开发方式的不同，我国 国土空间可分为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四类。在我 国中部，一些县市被划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为了落实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的 功能定位，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政府给予了一定的生态补偿。 目前针对中部地区各类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和建设的补偿性政策大多以项目、工程的形式 组织实施，时限性强，导致政策实施起来无连续性，实施效果有很大的变数。在工程、项 目实施期间，保护区内的居民、企业为生态保护、建设牺牲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得到了一 定的经济补偿。然而，当政策、项目到期以后，他们的利益就无从保障，为了基本生活和 发展需要，当地难以继续生态的保护和建设，并可能破坏以前政策、项目实施的成果。此 外，生态保护区大多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一方面要参与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另 一方面要解决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的生活问题，面临着“要温饱，还是要环保”的 两难困境。补偿标准较低、缺乏补偿的长效机制，既不能解决区内长期以来的贫困与发展 问题，也势必影响国家生态保护政策的实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