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人才争夺战”的动因分析、利弊权衡与价值反思

发布时间：2020-10-20 09:56

　　 近年来,在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资源的优势越发得以体现。面对人口红利渐失、产业结构转型、人才总量不足等新问题、新变化,城市间的竞争从过去的对资本要素的竞争扩展到对人才甚至人口资源的竞争。各地先后出台的人才新政有效增加了户籍人口数量,稳定了房地产市场,推动了当地产业经济快速发展。但也需要反思政策化的短期性行为可能带来诸如加剧区域间人才失衡、削弱人才市场配置的功能、对人才狭义化定义产生的不公平等问题。只有构建人才建设的系统思维,处理好运动式和持续性关系,加强人才制度建设,树立多元化的人才观念,才能真正发挥人才优势,构筑城市人才高地。
【部分图文】：

人口红利是一个国家因16-59岁劳动力人口总量占总人口比重较大且社会抚养比较低,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人口条件(布鲁姆,2002)⑤。在2012年之前二三十年的时间是我国人口红利期,这期间我国劳动适龄人口逐年递增,最高峰达到 9.37亿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供给使得我国劳动力成本具有比较优势。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只需通过引进管理和技术就能够拉动GDP迅速增长。据世界银行估计,人口红利因素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贡献接近1/3。⑥但是在进入2013年以后,我国的16-59周岁劳动力人口绝对数开始首次出现下降,这也被许多学者认为是人口红利的拐点(蔡昉,2010)。截至2019年,我国劳动力人口减少到8.96亿,相比2012年的峰值减少了近4000万。与此同时,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数量在逐年攀升,适龄劳动人口占比下降,抚养比升高(见图1)。伴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衰减,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了近10倍,远远高于东南亚等国的增长速度。在后人口红利期⑦靠什么支撑经济继续发展,如何更高效地发挥人力资源作用,从依托数量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变成为新的机遇与挑战。2018年10月,李克强总理在中国工会代表大会上指出,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广大劳动者的素质技能水平不断提升,“人口红利”正加速向“人才红利”转变,这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底气”。⑧“人才红利”是相对于“人口红利”的一个概念,指由于人才的规模增长及其充分利用所产生的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收益(陈井安,2012)[7]。目前我国近9亿劳动者中有1.7亿接受过高等教育或职业技能培训⑧,这是未来可以充分挖掘的人才红利。自2017年以来,城市之间开展的激烈的人才竞争正是看到了人才资源所蕴含的巨大潜力,是支撑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动力源,可以说城市对人才的争夺就是为未来所进行的投资。(三)间接推手:城市人口增长动力不足,房地产市场去库存压力

表1 2019年主要城市常住人口变化(单位:万人) 城市 城市级别 2018年常住人口 2019年常住人口 2018年增量 2019年增量 广州 一线 1490.44 1530.59 40.6 40.15 深圳 一线 1302.66 1343.88 49.83 41.22 西安 新一线 1000.37 1019.55 38.7 19.18 武汉 新一线 1108.10 1121.2 18.81 13.1 杭州 新一线 980.60 1036.0 33.8 55.4 长沙 新一线 815.47 839.45 38.57 23.98 成都 新一线 1633.00 1658.1 28.53 25.1 重庆 新一线 3101.79 3124.32 26.63 22.53 宁波 新一线 820.2 854.0 19.7 34 厦门 二线 411.0 429.0 10.0 18 佛山 二线 790.57 816.16 26.15 25.59 福州 二线 774.00 787.26 8.0 13.26 增量合计 339.2 331.5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除了城市人口总量增加以外,人才政策吸引来的年轻人可以有效降低劳动力平均年龄,改善人口结构。近20年来,中国劳动力人口(包括学生)平均年龄持续走高,从32.2岁上升到37.8岁,而通过人才政策可以吸引到大量青年人才,平均年龄在32岁左右⑩。武汉市在2018年吸引了30万大学毕业生留在该市就业创业,这些年轻人口有效改善了当地的劳动力年龄结构。郑州、沈阳等城市也依托人才新政实现了人才净流出到人才净流入的转变。普遍具有较高学历、年轻化等特点的新户籍人口,有效提升了一个地区人口的整体教育水平与市民素质,同时抵消先前由于人口红利不断减少而产生的负面作用,为城市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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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2848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