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旅游+”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与空间差异研究
发布时间：2020-12-17 00:12
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域,运用协同度模型、核密度估计、基尼系数、引力模型等,测算2010～2017年省域旅游产业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四维"旅游+"复合系统协同程度,并构建"经济带-流域-省域"多尺度分析框架,解析其空间差异的动态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各产业发展尚不充分,均表现为东北相对优势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其中科技创新均衡化相对滞后于其他三者;（2）协同度整体呈缓慢提升态势,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趋势分布,且格局较为稳定;与下游相比,中上游协同度出现"断崖式"下跌,平均存在2～3年"时滞";（3）长江经济带协同程度的区域差异渐趋缓和,按下中上游划分,差异主要来源于三大流域间的交错程度较高;（4）空间上逐渐形成"以江浙沪为核心,川渝为次核心"的双轮驱动发展网络结构,逐步牵引中上游协同水平提升。
【文章来源】：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0年09期 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3 页
【部分图文】：
省域TIFH复合系统协同度空间势能的网络结构
TIFH复合系统可看作是由核心旅游子系统和要素环境子系统(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子系统)通过立体交互式相互作用所组成的一个集开放性、联动性与阶段变化性于一体的有机系统(见图1)。现代金融是服务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的资本媒介,主要表现在:一是集聚社会闲散资金为通过多元审查机制筛选出的优质旅游项目提供信贷融资支持;二是与旅行社合作,开展形式多样的个人信贷及多领域的保险产品体系[13];三是开发“招行携程旅行信用卡”、“金穗汉庭东方万里行银联卡”等以银行卡为载体的旅游金融产品,为游客提供便捷、优惠的金融支付服务。而作为资金供需两端,旅游业发展也会进一步拓宽现代金融的经营业务,除获得旅游投资收益外,“携程宝”“程涨宝”及“途牛宝”等衍生产品也为金融产业提供了巨大利润空间。
从重心相对位置来看,旅游产业、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与人力资源重心始终偏向区域几何重心(112.298 3°E, 29.648 0°N)东南部,均表现为“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非均衡性特征,可见长江经济带各省市TIFH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不利于地区间形成互惠互利的良性循环格局。除受地形气候等自然因素影响外,这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的一系列“非均衡”区域发展政策密切相关。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技术、资金及人才等要素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东部沿海省市,资源环境富足、地缘优势突出、高端人才集聚、科研院所云集,使得各行各业均处于相对优势发展地位,产业基础雄厚,但与此同时,也导致了区域发展的严重失调。相比较而言,科技创新重心位置更偏向东北方位,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极可能会成为影响系统整体协同的关键因素。同时注意到,现代金融的重心变动范围最小,仅限于湖北武汉、黄石两市,方圆约674.22 km2范围内,仅达到旅游产业的14.14%,表明缺乏持续牵引的动力,即西南地区现代金融水平的提高不具备持续性。从重心跃迁轨迹来看,虽现代金融变动较为复杂,但四者重心变动方向基本一致,均呈现随时间向西南趋近于几何中心的偏移态势,侧面验证了TIFH发展区域差异渐趋缓和,可见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倡议等战略政策效益逐步显现,要素资源回流效应凸显,以及“全域旅游”、“万众创新”、“普惠金融”及“教育公平”等发展理念持续深入,江浙沪极化效应减弱;其中科技创新迁移距离明显滞后于其他三者,而旅游产业受到西南部的牵引效应最为显著,且凭借旅游经济发展的“惯性作用”,其重心轨迹变化的波动性最为剧烈,重心向西南方向移动速率(44.58 km/a)显著高于科技创新(14.59 km/a)与人力资源(18.79 km/a)。在跃迁过程中,科技创新与其他三者间的重心空间距离远高于其他两两间距离,即产业间有序促进作用明显弱于其他产业间,互动共生能力较弱,未表现出良好的局部协同变化;而在研究时段内,旅游产业与现代金融两者重心相对趋于集聚,二者局部协同关系持续增强,利于解决旅游产业规模扩张、结构升级过程中的资金需求问题,也助于培育金融产业增长点、增加金融衍生产品。
本文编号：2921046
【文章来源】：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0年09期 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3 页
【部分图文】：
省域TIFH复合系统协同度空间势能的网络结构
TIFH复合系统可看作是由核心旅游子系统和要素环境子系统(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子系统)通过立体交互式相互作用所组成的一个集开放性、联动性与阶段变化性于一体的有机系统(见图1)。现代金融是服务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的资本媒介,主要表现在:一是集聚社会闲散资金为通过多元审查机制筛选出的优质旅游项目提供信贷融资支持;二是与旅行社合作,开展形式多样的个人信贷及多领域的保险产品体系[13];三是开发“招行携程旅行信用卡”、“金穗汉庭东方万里行银联卡”等以银行卡为载体的旅游金融产品,为游客提供便捷、优惠的金融支付服务。而作为资金供需两端,旅游业发展也会进一步拓宽现代金融的经营业务,除获得旅游投资收益外,“携程宝”“程涨宝”及“途牛宝”等衍生产品也为金融产业提供了巨大利润空间。
从重心相对位置来看,旅游产业、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与人力资源重心始终偏向区域几何重心(112.298 3°E, 29.648 0°N)东南部,均表现为“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非均衡性特征,可见长江经济带各省市TIFH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不利于地区间形成互惠互利的良性循环格局。除受地形气候等自然因素影响外,这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的一系列“非均衡”区域发展政策密切相关。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技术、资金及人才等要素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东部沿海省市,资源环境富足、地缘优势突出、高端人才集聚、科研院所云集,使得各行各业均处于相对优势发展地位,产业基础雄厚,但与此同时,也导致了区域发展的严重失调。相比较而言,科技创新重心位置更偏向东北方位,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极可能会成为影响系统整体协同的关键因素。同时注意到,现代金融的重心变动范围最小,仅限于湖北武汉、黄石两市,方圆约674.22 km2范围内,仅达到旅游产业的14.14%,表明缺乏持续牵引的动力,即西南地区现代金融水平的提高不具备持续性。从重心跃迁轨迹来看,虽现代金融变动较为复杂,但四者重心变动方向基本一致,均呈现随时间向西南趋近于几何中心的偏移态势,侧面验证了TIFH发展区域差异渐趋缓和,可见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倡议等战略政策效益逐步显现,要素资源回流效应凸显,以及“全域旅游”、“万众创新”、“普惠金融”及“教育公平”等发展理念持续深入,江浙沪极化效应减弱;其中科技创新迁移距离明显滞后于其他三者,而旅游产业受到西南部的牵引效应最为显著,且凭借旅游经济发展的“惯性作用”,其重心轨迹变化的波动性最为剧烈,重心向西南方向移动速率(44.58 km/a)显著高于科技创新(14.59 km/a)与人力资源(18.79 km/a)。在跃迁过程中,科技创新与其他三者间的重心空间距离远高于其他两两间距离,即产业间有序促进作用明显弱于其他产业间,互动共生能力较弱,未表现出良好的局部协同变化;而在研究时段内,旅游产业与现代金融两者重心相对趋于集聚,二者局部协同关系持续增强,利于解决旅游产业规模扩张、结构升级过程中的资金需求问题,也助于培育金融产业增长点、增加金融衍生产品。
本文编号：292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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