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性储蓄与居民消费行为

  本文关键词：高等教育改革、预防性储蓄与居民消费行为，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2009年第8期

高等教育改革、预防性储蓄与居民消费行为

杨汝岱　陈斌开＊

　　内容提要:很多研究表明我国居民储蓄存在较强的预防性动机,但对其背后的原因和

微观基础却研究甚少。本文以经验事实观察为基础,利用CHIP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截面

分析表明,高等教育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它使得有大学生的家庭的居民边

际消费倾向下降12%,两年混合截面数据分析也有类似的结论。接下来在生命周期模型

框架下,引入教育支出,结合中国的发展实践校准相关参数,用数值模拟方法考察高等教

育改革对家户消费行为的影响,从理论上探讨其对降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内在微观作

用机制。

关键词:高等教育改革　预防性储蓄　居民消费

一、引　言

从理论研究与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消费需求的持续稳定增长是维持一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投资、消费、出口被称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三驾马车”的步伐开始出现不一致,投资和出口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强劲,使得经济有过热的危险,而消费需求却持续萎靡不振,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短短数年,最终消费率由2000年的62.3%急剧下降到2007年的48.8%,相应地,中国城乡居民储蓄迅速增长,到2007年底已经超过17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达69%。针对这种低消费、高储蓄的现象,传统的消费理论(如Duesenbery的相对收入假说、Friedman的持久收入假说、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理论以及Hall的随机游走理论等)都倾向于从跨期消费平滑角度进行分析。随之兴起的预防性储蓄理论则认为,预防未来收入和支出不确定性是居民储蓄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很多研究从理论角度对预防性储蓄的原因进行了研究(如Leland,1968;Miller,1976;Kimball,1990等),更多学者则试图从实证角度检验其合理性。基于美国NLS和PSID数据的很多研究均表明,预防性储蓄是家庭储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Caballero,1991;Carroll,1994;Kazarosian,1997等),Dardanoni(1991)利用英国FES数据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以“消费-储蓄理论”和相关实证研究为基础,很多学者对我国1990年代后期以来的高储蓄、低消费现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宋铮(1999)较早地运用预防性储蓄假说研究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得出中国居民存在预防性储蓄的结论。施建淮和朱海婷(2004)运用预防性储蓄假说研究了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强度。易行健等(2008)的研究表明我国农村居民存在很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总结而言,在对我国居民预防性储蓄的现有研究中,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讨论:一是表明预防性储蓄现象的存在,二是分析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强度。这些研究对人们预防性储蓄的原因分析甚少。一般＊　杨汝岱,湘潭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湘潭大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中心,邮政编码:411105,电子信箱:rudaiyang@gmail.com;陈斌开(通讯作者),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081,电子信箱:chenbinkai@gmail.com。作者感谢李实教授的数据支持,感谢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9BJL042)、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和北京市科委软科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专项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建议和评论。文责自负。

杨汝岱、陈斌开:高等教育改革、预防性储蓄与居民消费行为

定性的分析认为,教育、医疗、住房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得人们对未来收入和支出存在强烈的不确定性预期,这将大大增强居民预防性储蓄倾向。但是,这些分析都还比较粗糙,迄今的研究成果中,鲜有对造成我国居民强烈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原因的规范而详细的定量分析,这正是本文的出发点。

我们观察到这样一个经验事实:我国199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消费不振的现象并非一直存在,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经历过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原因何在?按照预防性储蓄理论,收入和支出不确定性是导致居民少消费、多储蓄最重要的动因,但在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下,收入和支出不确定性程度应该维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强度也不应该发生很大的改变。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却表明,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在2000年以后明显变大(施建淮等,2004)。这可能与这一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直接相关:1990年代后期,中国进行了几项规模较大的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等。正因为如此,很多人都试图从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角度来思考导致消费持续不振的原因。然而,现有文献同时还发现,2000年以后中国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是全国性的,包括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易行健等,2008)。与之不同的是,医疗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住房改革,甚至社会保障体系改革都主要针对城镇居民,这难以作为解释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的原因。在几项重大经济体制改革中,只有高等教育改革的影响是全国性的,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此,我们认为,高等教育改革可能是我国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消费不振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将在经验观察事实的基础上,基于微观家户数据和数值模拟等方法定量考察高等教育改革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

二、经验观察

199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面临需求不足的问题,总消费需求与经济发展绩效之间不能形成良性循环,这种结构性失衡威胁到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此同时,以扩招和收费制为核心内容的高等教育改革使得我国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了4倍,居民教育支出上升了10倍,这与同期全国低消费、高储蓄现象对比鲜明。

(一)中国居民消费与储蓄演变

从改革开放到上世纪90年代,我国商品市场基本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物资较为稀缺,而最近十多年,整个形势发生了逆转,供给过剩、需求不足成为日益引起我们担心的问题。2000年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呈逐年下降趋势,消费需求日益萎缩,居民储蓄则快速上升。图1描述了中国1995—2007年间中国最终消费率、居民消费率和居民储蓄率①的动态过程。从图中可以看出,2000年以前,我国最终消费率缓慢上升,由1996年的58.1%上升到2000年的62.3%;同一时期,居民消费率由45.8%上升至46.4%,居民储蓄率由29.1%下降至25.4%。但自此以后,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逐年下降:2007年,最终消费率下降到48.8%,居民消费率下降至35.4%;同时,居民储蓄率在这一时期大幅上升,2005年居民储蓄率高达35.6%。

2000年以来居民消费率下降、储蓄率上升的原因何在?2000年前后正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包括国有企业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住房改革、医疗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等多项改革措施逐步展开。正因为如此,很多学者试图从教育、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角度来思考导致消费持续不振的原因。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各项市场化改革导致居民收入和支出不确定性增加,居民收入和支出不确定性增加将提高居民预防性储蓄,降低居民消费;因此,中国居民消费①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有相关宏观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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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下降、储蓄率上升可能与各项市场化改

革有关。但是,国有企业改革、住房改革、

医疗改革,甚至社会保障体系改革针对的

主要对象是城镇居民,对农村居民的影响

非常小。同时,我们却发现2000年以来居

民消费下降是全国性的,并非只是在城镇

发生。由此可见,国有企业改革、住房改

革、医疗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难以解

释全国性居民消费率下降、储蓄率上升的

现象。相对于其他几项改革,高等教育改

革的影响则是全国性的,对城镇居民和农

村居民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高等教育改图1　居民消费与储蓄(1995—2007)

革可能是导致我国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消费不振的重要影响因素。

(二)1999年高等教育改革

1999年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扩招和实行收费制。1999年以前,我国高等教育基本实行免学杂费制度,高等教育经费几乎由国家财政全额拨付,高校自筹和学杂费收入所占的份额非常低。在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下,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直接受到国家财政收入的约束,使得我国高等教育在1999年高等教育改革之前发展较为缓慢。如图2所示,我国普通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由1986年的57万人增加到1998年的108万人,增长89%;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由1986年的188万增加到1998年的341万人,增长81%;同一时期,中国真实国内生产总值由2.7万亿增加到8.5万亿,增长215%①。由此可见,1999年之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远远滞后于经济增长。1999年的高等教育改革改变了这种局面,经过短短7年时间,普通高等学校2005年的招生人数和在校人数分别达到505万人和1562万人,比1998年分别增长368%和358

%。

图2　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和在校人数图3　普通高校财政性收入和学杂费收入

与普通高等教育规模大幅扩张相伴随的是高等教育支出迅速增长(见图3),从1998年到2005年,高等教育支出由598亿元上升到2660亿元,增长了345%。如此巨额的高等教育支出不可能延续改革以前由国家财政全额拨付的方法。这一时期,国家财政对高等教育投入由357亿元增加到1090亿元,增长速度虽然也非常快,但还远远不能满足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需要。由于高等教育资金缺口非常大,学杂费收入、贷款、社会资助等成为高校弥补资金缺口的重要途径。从1999年开①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我们使用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将各年国内生产总值标准化为2000年不变价格。

杨汝岱、陈斌开:高等教育改革、预防性储蓄与居民消费行为

始,高校在扩招的同时实行收费制,逐步取消大学生完全由国家培养的制度,开始收取学杂费,高校的学杂费收入由1998年的73亿元上升到2005年的792亿元,7年间增长了将近10倍。

1999年高等教育改革造成了两个直接的后果:家庭需要支付的教育支出大幅上升;高校招生人数大幅上升。二者都对我国社会经济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一方面,高等教育改革使得家庭教育支出大幅增加,教育支出成为我国居民在解决基本生活需求之后首要考虑的问题;另一方面,扩招对人们的支出预期产生了影响,高等教育支出可能性增加提高了居民为未来教育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动机。换言之,1999年高等教育改革既大幅度增加了家庭的直接教育支出,也改变了家庭关于未来教育支出的预期,二者都增强了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导致居民消费水平下降。居民消费的宏观数据也印证了上述分析。居民消费的各个组成部分中,食品、衣着等基本消费所占的比例逐年下降,而教育支出的比例逐年上升。城镇居民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由1995年的9%左右上升到2002年的15%,农村居民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由1995年的不足8%上升到2002年的12%。

上述分析表明,高等教育改革对居民教育支出预期,进而对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可能是中国居民消费率下降、储蓄率上升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其余部分将定量考察高等教育改革对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的影响。

三、实证检验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初步认为覆盖城乡、影响全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对居民消费行为有较大的影响。这一部分我们将利用微观家户数据对此进行更为详细的定量分析。

(一)数据与方法

本文实证检验部分沿袭杨汝岱和朱诗娥(2007)的研究,使用的数据是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1995年和2002年的城乡家庭与个人调查微观数据(CHIP),具体的数据描述可参考李实、罗楚亮(2007)等相关文献。对预防性储蓄理论进行实证检验的最大难点在于寻找外生的不确定性度量指标(EngenandGruber,2001)。现有文献一般采用两种方式来度量不确定性,一是直接度量收入或支出的不确定性,如Kazarosian(1997)利用家户未来15年收入的方差作为家庭收入不确定性的度量;二是利用个体教育水平和工作性质等信息构建个体收入和支出不确定性的代理指标,如Carroll(1994)等。这种方法的最大缺陷在于这些不确定性度量指标可能反映了家户对不确定性的偏好,而家户的偏好将直接影响家庭的消费-储蓄决策。换言之,现有大部分文献使用的不确定性度量指标是内生的,它将导致计量估计结果的非一致性。一种可能的解决方式是寻找外生的政策冲击,如EngenandGruber(2001)利用美国失业保险制度改革的冲击识别家户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强度。中国教育体制改革为实证检验预防性储蓄理论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对于家户而言,教育体制改革可以视为外生的政策冲击,它直接提高了家庭支出不确定性。研究高等教育改革对预防性储蓄的影响需要1999年高等教育改革前后的家庭收入和消费数据,1995年和2002年城镇和农村住户及个人调查数据刚好满足了这样的条件。为考察高等教育改革对家庭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本文重点研究有大学生的家庭的消费行为在高等教育改革前后的差异,并以边际消费倾向作为主要的研究变量。我们预期,高等教育改革以后有大学生家庭的支出不确定性增加,这将导致其边际消费倾向下降,而没有大学生的家庭将不受到高等教育改革的影响。

我们的检验方法是:在控制住1995年和2002年居民消费行为的系统性差异的情况下,检验有大学生的家庭是否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降低的现象。用C表示消费,Y表示收入,stu-college表示家庭是否有大学生的虚拟变量(0表示没有,1表示有),X表示影响消费的一些其它控制变量以及与交叉项相关的变量,ε为误差项。我们设定如下检验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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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α+βY+θY＊stu-college+γstu-college+ηX+ε(1)

　　我们关心的是回归系数θ,如果θ显著为负,则表明有大学生的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更低,家庭消费将显著受教育改革的影响。对于(1)式,可以分别用1995年和2002年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回归,以考察高等教育改革前后教育支出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然而,两个横截面数据回归结果的比较不能很好地控制两个年份的系统性差异,为此,我们可以进行混合截面数据回归检验。设定年份虚拟变量year(0表示1995年,1表示2002年),检验方程如下:

C=α+βY+δY＊stu-college＊year+λ1Y＊year+λ2Y＊stu-college

+λ3year＊stu-college+λ4year+λ5stu-college+ηX+ε

①策,家庭将更多的收入用于教育支出,降低了其它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

(二)变量说明(2)　　δ如果显著为负,表明高等教育改革的确对有大学生的家庭产生了冲击,影响了家庭消费决

原始调查数据包括家户数据和个人数据,本文的研究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对消费、收入、资产等变量均取家庭人均值。教育支出是本文的关键变量,包括用于成人和子女的所有教育开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定义,消费支出包括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与通信、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居住、杂项商品和服务等八大项。本文的研究重在讨论1999年高等教育改革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而与此同时,我国在城镇进行了医疗体制改革,一般认为这项改革也会对家庭消费行为产生较大的影响,有鉴于此,我们将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另外考虑,本文的消费定义为其它

②六大项。考虑到测量误差,我们将家庭人均收入最低的1%和最高的1%的家庭户从样本中剔除。根据对消费函数的分析,我们在计量模型中还需控制其它一些变量,这些变量主要包括家庭总

③资产、医疗支出、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规模、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户主特征。此外,

考虑到城镇和农村家庭消费的差异以及所调查的各个省份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差异,我们控制城镇虚拟变量和“省”的虚拟变量。表1是一些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从1995年到2002年,家庭的人均收入增加了48%,而同期消费只增加7.6%,远远落后于收入增长的速度。同期家庭人均资产增加了1.4倍,远远高于收入的增长速度。而与此同时,家庭人均教育支出增长超过3倍,教育占总支出的份额越来越高,这或许是导致其它消费支出增长相对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人均受教育年限由6.90年提高到7.64年,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越来越重视。

(三)计量检验结果

根据前面的分析,表2列举了计量检验结果,(a)为使用1995年数据(1)式的检验结果,(b)为使用2002年数据(1)式的检验结果,(c)为使用混合截面数据(2)式的检验结果,为简便起见,表中没有列出耐用消费品和省份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从(a)可以看到,改革之前的1995年,有大学生和没有大学生家庭的消费行为没有显著差异,不存在教育支出对其它消费的挤出效应。(b)的结果①如果要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可以对stu-college变量用工具变量的方式来处理,我们也对此进行了尝试,用家庭是否有“适龄”青年作为是否有在校大学生的工具变量(也可以尝试其它变量),考虑到篇幅,本文的回归结果中并没有列出这种处理结果,一是因为这种方法对工具变量的选择还存在较大争议,严谨性有待商榷,对结论的支持力度不够,二是因为这种回归结果和OLS回归结果并没有根本性差别。

②

③此处使用的消费概念与前两部分中的居民消费率存在一定的差别:居民消费率来自国民经济核算,而居民消费则一般来家庭总资产包括家庭金融资产、住房估计价值、生产性固定资产以及其它一些资产;医疗支出包括住院费、手术费、药品自家户调查。《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这二者的趋势是非常吻合的,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对此进行详细论述。费等;受教育程度为家庭成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家庭规模是指家庭成员数量;对于耐用消费品,我们考虑家庭是否拥有摩托车、汽车、彩色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5种;户主特征变量包括户主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受教育情况四个方面。限于篇幅,与数据处理和计量相关的诸多细节问题不能一一列出,本文的最终数据、计量和模拟程序将相继公布于作者的学术博客上,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继续关注或者和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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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关键词：高等教育改革、预防性储蓄与居民消费行为，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