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梁晓声长篇小说题材与主题的变化(2)

　　与较为盛行的“私人化写作”和那些追求文学手法翻新的创作相比，他的小说是沉甸甸的，让读者无法轻松。人们对金钱的过分追求导致道德理想的失落，经济的发展像涨潮的海水，带来一些东西，也会带走一些东西。

　　《浮城》初版于1992年，这是一部带有荒诞风格的长篇，在荒诞的想象与荒诞的情节中表达自己的思考与忧患。作者以想象的手法、多个生活场景的组合叙述了浮躁的人在“浮城”中的生活。

　　笔者认为，“浮城”在这里是一个隐喻，喻示了在陌生的环境下人性的不安定。当一场灾难让生活的城市变成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城市，人们在未知的生活面前先是惊惶失措，得知“浮城”的方向后，期待与向往之情与日俱增，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同年龄段的人在“浮城”中有不同的反映。通过对她们在灾难面前的表现，人性善与人性恶都得到展示，尤其是淋漓尽致地呈现了人性恶的一面。

　　以犀利的笔调揭示了人的浮躁、狂热、扭曲的心态，世纪末的绝望、发财梦与出国梦的狂热、互相嫉妒憎恨的心理。作家借鉴了鲁迅揭露国民精神劣根性的手法，开合自如地描画了社会众生相，将人类灵魂深处的“恶之花”一一展现，笔耕文化推荐期刊，暗含着他对市场经济下一部分人人性扭曲的忧患和批判。

　　“一个时期以来，中国人文环境的裂变，真善美从社会生活中大量流失，人道和人性沦丧毕现，真可谓咄咄逼人。我用我的《浮城》报警。”E4]

　　《泯灭》初版于1994年，这部长篇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描写了“我”和瞿子卿的故事，以子卿沉浮荣辱的一生为主线。两个从小就有手足之情的男孩在他们各自生活中的变化，优秀的子卿初中时的理想是当一名作家，后来成为大款；“我”则成为作家，但两人再也做不到像以前那样互相爱护，甚至产生了嫉妒和轻蔑。大款的子卿不再是母亲心中那个懂事听话的儿子；也不是妻子眼中那个幽默体贴的丈夫了。在他的思想中，金钱本身就是生活，也是生活的目的。对金钱的狂热让生活中的友情、亲情、爱情都变了样。以子卿的变化为点，深入到时代社会生活的多方面，反映了金钱对人性品质的异化作用。正如这部书的题记中所写的：“某些东西已在我们内心里泯灭，并开始死亡；某些东西已从我们内心里滋生，并开始疯狂地膨胀。”《泯灭》中的情节在20世纪90年代是很常见的现象，这部小说的突出之处就是子卿这个形象的塑造。他的优秀与堕落更有力地证明了：商品经济是使人异化的根本原因。

　　《恐惧》初版于1995年，从《浮城》的荒诞现实主义到《恐惧》中的类似群魔狂舞之景的描写，作家对商品经济下人性沦丧的批判也更尖锐。本书中，金钱至上观念深入人心，全然不顾礼义廉耻，在钱和色的交易中人呈现出兽性的一面。扭曲的人生、贪婪的欲望、荒唐的人构成了狂欢式的生活。“而狂欢式的生活，是脱离了常规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翻了个儿的生活’，是‘反面的生活’。”暂且撇开道德不言，生活方式的变化是客观存在的。这部小说进一步表达了金钱对人陛的泯灭。

　　在90年代纷繁多样的创作中，梁晓声依然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反映现实生活。“关注它现存的种种矛盾的性质，关注它的危机的深化和转机的步骤，关注它的走向和自我调解的措施?? ”

　　一个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家面对现实时的感情常常是痛苦的，这3部长篇小说在带给读者感情震撼的同时，也有自身的局限。文本中太多的思想说教和道德评论增强了小说的思想性，损害了小说的艺术性；过多的主观情感表达减  少了文本的含蓄美。或许这就是作家所追求的写作目的所致，为生活中的大多数人写作，写通俗易懂的小说，不走“为文学而文学”的路，注重文学的社会价值。

　　文以载道是一个既古老而又常新的观点。道随时代变，任何时代的文学作品总是要有一定的载体，带给人们精神上、思想上的启示。在90年代，梁晓声扬弃了这一传统的文学观。“他用自己的笔在这失去信仰的时代，自觉地扮演着堂·吉诃德的角色，他将已经成为人们嘲笑对象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使命感、责任感、忧患意识、自觉地与自己的创作宗旨连在一起。”

　　梁晓声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以转型期的生活和人们心态的变化为主要表现对象，反映了金钱对人性与传统美德的泯灭这一主题，表达了个人的忧患。在这3部长篇中，《浮城》是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兼具的作品，与其他同类题材、相似主题的作品相比较来看，也是有份量的。生活在90年代的人既要面对转型期的不适，又潜意识中受到世纪末颓废主义思潮的影响，物质上的满足或是不满足，在思想上都是不满足的。“他人就是地狱”，被别人的成就刺激着，在现实的状态下失望着。有青春的用青春赌明天，青春已逝的用人生赌明天。物欲像是童话中那双带有魔力的红舞鞋，有的人在人生的舞台上高蹈，有的人因跳出圈外而惨亡。

　　经济因素也许不能用来解释所有的社会现象，但社会生活的变化几乎都能在经济中找到答案。商品意识已被普遍接受，文学创作也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大都带有商品化的痕迹是一个不争议的事实，梁晓声这一阶段的创作也受到商业时代的影响，但并没有一味地商品化，在他的文本中始终有着对人性善的呼唤，对物欲之下人性恶的批判。与同一时期的其他作品相比，他的长篇小说更注重文学的教化功能。激愤的情绪还未冷却就已化为文字，这一时期他的小说中说教议论的成分比较多，冷眼观看物欲之下人性的变幻，但总是迫不及待地说出自己的观点。《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书是他这一时期的杂文，也是他思想观点的集中反映。

　　商业时代的来临，并未改变他的创作宗旨，对于文学的功能，他认为：“与以前相比肯定不一样了，但文学的教化功能还不会消亡，中国有很多人养成了阅读小说的习惯，从中还会有所得的。”文学的商品性不一定是要以失去其本身的文学性为代价，那些能将思想性与商品性相统一的作品还是有价值的。文学的价值最终是要通过读者来实现，文学的创作如果不考虑到读者的因素，文学的社会价值就很难实现。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只注重文学性会失去一部分读者，只注重商品性会失去一个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