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地区15-34岁青年人群自杀危险因素研究

发布时间：2019-10-02 08:41

【摘要】： 一、研究背景自杀是指故意伤害自己的行为。一般来说,自杀可以分为三类:自杀死亡,即采取有意毁灭自我的行为,并导致了死亡;自杀未遂,既有意毁灭自我的行为,但是并未导致死亡;自杀意念,即有寻死的愿望,但是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自杀是我国乃至全世界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全世界每年大约有100万人死于自杀。在美国,每年有大约31,000人死于自杀,有140万人自杀未遂,自杀是美国10-24岁人群中的第三位死因同时也是美国大学生中的第二位死因。在我国,费立鹏等人计算出的自杀率(1995-1999年)为23.2/10万,其中男性为20.7/10万,女性为25.9/10万,自杀率男女性别比为0.80;农村为27.1/10万,城市为8.3/10万,自杀率农村城市比为3.27;其中15-34岁,60-84岁年龄组的自杀率分别为26.0/10万和68.0/10万,为自杀率较高的两个年龄组。与西方社会相比,我国的自杀流行现况有三个主要特点:1)女性高于男性,中国女性的自杀率为男性的1.25倍,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自杀率为男性高于女性(约为3:1);2)农村高于城市,中国农村自杀率为城市的3.27倍,而发达国家的自杀研究并没有发现明显的地域差异;3)我国自杀率的年龄特征总体呈现双峰型,第一个自杀高峰为15-24岁,第二个高峰为60岁以上。在西方社会,对自杀的研究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发现的自杀危险因素主要包括:精神疾病、自杀未遂史、躯体疾病、慢性或者急性人际关系问题、压力生活事件、低社会经济地位、独居、未婚、无业等,其中精神疾病是较为重要的自杀危险因素。在西方,大约有90%以上的自杀者患有一种或几种精神疾病。不同人群其自杀危险因素也各有不同。一项针对35岁以下人群的自杀危险因素研究发现,急性、严重的精神疾病,慢性的行为障碍,无根感和社会退缩,慢性或者近期人际关系问题是该人群重要的自杀预测因素。我国的自杀研究起步较晚,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为费立鹏等人于2000年所开展的中国心理解剖研究。该研究于1995年,由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利用全国疾病监测网络共同发起,利用中国6个地区有地理代表性的20个农村疾病监测点和3和城市疾病监测点,最终得到有效问卷为自杀案例519例,意外伤害案例536例。研究人员在对年龄、性别、居住地和研究区域进行校正后,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最终得到了了8个比较重要的的自杀危险因素(按其重要性先后排列):自杀前2周较高的抑郁得分,有自杀未遂史,自杀当时急性应激强度大,自杀前一个月内生活质量差,自杀前一年内有严重的慢性心理压力,自杀前2天有严重的人际关系冲突,有血缘关系的人有过自杀行为,朋友或者熟人有过自杀行为。这些自杀危险因素与西方国家的研究相似。在个体身上随着上述8项自杀危险因素的增多,自杀的危险性明显增加:265名自杀危险因素低于2项的被试均非自杀死亡,存在2-3项自杀危险因素的人中30%(90/299)死于自杀,存在4-5项自杀危险因素的人中85%(320/377)死于自杀,而存在6项及以上危险因素的人中有96%(109/114)死于自杀。费立鹏等人认为,自杀并不是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虽然费立鹏等人的研究揭示了我国自杀的流行现况及其危险因素,为我国的自杀预防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不同人群其自杀特点各有不同,应当建立不同的自杀预防措施。鉴于我国自杀的流行特点,15-34岁人群是我国自杀率曲线的第一个高峰,而我国农村地区自杀率是城市地区的3倍,因此我们选择农村地区作为调查地点,对15-34岁的青年人群进行访谈,探讨该人群的自杀危险因素,并比较不同人群(青年男性、青年女性以及无精神疾病人群)的自杀危险因素,为建立针对不同人群的自杀预防措施提供理论根据。二、研究目的 1.探讨中国农村地区15-34岁青年人群的自杀危险因素。 2.探讨中国农村地区15-34岁青年男性、青年女性以及无精神疾病人群的自杀危险因素,为农村地区的自杀预防、心理危机干预提供依据。三、研究方法 1.心理解剖研究本研究采用心理解剖研究方法来进行探讨中国农村15-34岁青年人群的自杀危险因素。心理解剖研究是20世纪50年代由洛杉矶自杀预防中心为了提高验尸官的判定准确性而发展起来的。心理解剖研究是通过对信息人(知情者)的访谈来了解自杀者的信息,并从生物、心理和社会三方面来探讨自杀的原因,是目前自杀研究中较好的研究方法,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2.研究对象本研究选取辽宁、湖南、山东三个省作为调查地点,并从辽宁省随机抽取6个县,从湖南和山东各抽取5个县。通过组织协调,每个县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都设有专人监控、收集各乡镇的自杀案例,并且定期报告给每个省的课题负责人;本研究采用序贯取样,发生于2005年10月至2008年6月期间,并且年龄在15-34岁之间的所有自杀案例均报告给各省的课题负责人。在课题开始前,我们首先对村医就如何鉴定和报告自杀案例进行培训,要求村医在鉴定自杀案例后1天之内报告给当地的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每月一次将自杀案例报告给各省的课题负责人。当报告的自杀案例累计到一定数量,并且自杀发生时间距离调查时间为2-6个月时,各省课题负责人带领调查团队组织进行入户调查。除此之外,我们还在自杀案例发生的当地随机选取15-34岁的正常社区人群作为对照,对于每个自杀案例我们都在当地选取1个正常对照。本研究共收集到自杀案例392例,正常对照416例。 3.访谈工具访谈中涉及到的问卷主要包括: 1)一般情况:性别、年龄、户口所在地、民族、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是否独居、家庭人口数、职业状况、家庭收入、宗教信仰、躯体疾病、家庭自杀史、家族精神病史等。 2)信息人半定式访谈提纲。主要包括自杀经过(自杀时间、自杀地点、自杀方式等),自杀前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激发目标人自杀的原因,目标人最想不开的事情,目标人有哪些难以实现的愿望,目标人是否对生活很失望等。 3)精神心理问卷等:自杀行为情况(Suicide Intent Scale,SIS)、自杀扭力理论系列量表、绝望量表(Beck Hopelessness Scale,BHS)、生活事件量表、社会支持情况量表、冲动量表(Dickman Impulsivit Inventory,DII)、应对技能量表(Coping Ressources Inventory,CRI)、特质焦虑量表(State-Trait AnxietyInventory,STAI)、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Rating Scale for Depression,HAM-D)、DSM-Ⅳ临床定式访谈(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DSM-Ⅳ,SCID)、自杀意向量表(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SSI)、流调中心抑郁水平评定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 4.访谈过程 1)信息人的选择对于每个自杀案例,我们都选取2个信息人。选择的原则为较为了解死者信息的人。其中第一信息人一般为死者的家属,如父母、兄妹、配偶等,第二信息人一般为死者的好友或者邻居,如果无法找到死者的家属或者好友,则尽量找较为了解死者情况的人进行访谈。对于每个正常对照,我们同样选取2个信息人,并且对对照本人也要进行访谈。信息人的选择标准与自杀案例相似,选择较为了解对照情况的人为信息人。其中第一信息人为对照的家属,第二信息人为对照的好友或者邻居,如果找不到对照的家属或者好友,则尽量找比较了解对照信息的人进行访谈。 2)访谈时间与访谈方式访谈时间一般为自杀者死后2-6个月,并且尽量避开死者的生日、忌日以及中国的节假日。访谈方式均采用面对面访谈的形式,由调查员按照问卷顺序询问被试,每次访谈大约持续2-3个小时。所有的访谈均完成于2005年10月至2008年6月之间。访谈地点一般选择在被试家中,如果条件不允许或者不合适,则在村委会或者村医务室内完成访谈。 3)访谈步骤在课题组调查人员前往调查地点前,由各省课题负责人与各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协调人员协商好访谈日程,到达调查地点后即进行入户访谈。调查人员到达访谈地点后,由村干部或者村医带领调查员找到信息人,介绍并协助调查员入户。调查员首先向信息人表明身份,然后向信息人介绍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并阅读知情同意书,信息人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或者征得信息人的口头同意后,即开始进行访谈。每次访谈由一名调查员和一个信息人完成,每次访谈大约持续2-3个小时。为确保目标人和信息人的隐私,访谈过程中除调查员和信息人外无第三方在场。四、研究结果 1.中国农村地区15-34岁青年人群自杀危险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比较重要的自杀危险因素有精神疾病(OR=16.034),绝望量表得分高(OR=11.039),负性生活事件(OR=6.596,OR=2.629),家庭自杀史(OR=4.034),积极应对得分低(OR=2.998),非功能性冲动得分高(OR=2.335),同时我们还发现,加入党团组织是自杀的保护因素(OR=0.439)。 2.中国农村地区15-34岁青年男性自杀危险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精神疾病(OR=26.794),绝望量表得分高(OR=18.281),教育程度低(OR=8.776),家庭自杀史(OR=4.338),与父母关系较差(OR=3.894),负性生活事件(OR=1.139,OR=5.552),社会支持得分低(OR=3.501),积极应对得分低(OR=2.658)是农村青年男性中比较重要的自杀危险因素。 3.中国农村地区15-34岁青年女性自杀危险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绝望量表得分高(OR=14.515),精神疾病(OR=11.199),负性生活事件(OR=6.648,OR=14.204),家庭自杀史(OR=5.272),积极应对得分低(OR=3.641),社会支持得分低(OR=3.448),非功能性冲动得分高(OR=3.182)是农村青年女性中重要的自杀危险因素。同时我们还发现,加入党团组织是农村青年女性自杀的保护因素(OR=0.278)。 4.中国农村地区15-34岁无精神疾病人群自杀危险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比较重要的自杀危险因素有:绝望量表得分高(OR=8.060),家庭自杀史(OR=3.648),负性生活事件(OR=3.257,OR=7.175),积极应对得分低(OR=3.421),非功能性冲动得分高(OR=3.196),社会支持得分低(OR=3.146),教育程度低(OR=2.602),与父母关系差(OR=2.166),心理扭力得分高(OR=2.094),相对贫困(OR=2.009)。同时我们还发现,婚姻以及加入党团组织是自杀的保护因素(OR=0.239,OR=0.444)。五、结论 1.精神疾病仍然是中国农村地区15-34岁人群最重要的自杀危险因素,绝望程度是农村地区青年人群中较好的自杀预测因素。受教育程度可能与积极应对得分有关,并与非功能性冲动得分共同影响自杀。相对贫困、与父母关系差、家庭自杀史、负性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得分低是中国农村地区15-34岁人群的重要自杀危险因素,而加入党团组织是中国农村地区15-34岁人群自杀的保护因素。 2.受教育程度低、家庭自杀史、负性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得分低、精神疾病、绝望量表得分高、积极应对得分低是中国农村地区15-34岁青年男性和青年女性共同的自杀危险因素。与父母关系差是农村地区青年男性的重要自杀危险因素,但却不是青年女性自杀的危险因素。非功能性冲动得分高是中国农村地区15-34岁青年女性的重要自杀危险因素,而加入党团组织是中国农村地区15-34岁青年女性的自杀保护因素。 3.在控制了精神疾病的影响后,绝望程度是中国农村地区15-34岁无精神疾病人群最重要的自杀危险因素。心理扭力得分高(价值观冲突)对中国农村地区15-34岁无精神疾病人群的自杀具有重要影响。婚姻(在婚)、加入党团组织是中国农村地区15-34岁无精神疾病人群的自杀保护因素。 4.不同人群的自杀危险因素各有不同,应采取一般性的自杀干预措施与有针对性的自杀干预措施相结合的方式来预防自杀。心理扭力(价值观冲突)对中国农村地区15-34岁无精神疾病人群中的自杀具有重要影响,这为自杀研究和自杀干预提供了新思路。六、意义和创新本研究探讨了中国农村地区15-34岁青年人群的自杀危险因素,并比较了不同人群(青年男性、青年女性、无精神疾病人群)的自杀危险因素,为创建针对性的自杀干预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本研究还发现,自杀的扭力理论在解释无精神疾病人群中的自杀具有重要作用,为自杀研究和自杀预防提供了新思路。
【学位授予单位】：山东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9
【分类号】：B846

【引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