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来华西人中文著作译介活动探析——以《中国丛报》为中心

发布时间：2021-01-24 03:10

　　19世纪中期,为满足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需要,以裨治文、卫三畏等为代表的西方汉学家以《中国丛报》为平台,率先开展了多种题材中文著作的译介活动。在继承以往经验的基础上,译介者以兼顾原作寓意与西方读者阅读习惯为旨归,采用较灵活的翻译方法,力求准确反映这些著作的词义与内涵。与翻译相伴随,他们还对中国文化的一些特点进行了品评与讨论。这些译介活动为近代初期中西文化相互沟通构筑了桥梁,并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提供了重要参考。其间,因理解差异而产生的偏颇在所难免,由此亦可观中西文化在相互审视、碰撞中存在的矛盾。 

【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20,(05)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4 页

【部分图文】：

马礼逊借助广州基督教徒学习汉语及中文写作

作为中国特有的修身治世哲学，儒家思想在造就中国历史及塑造中国人精神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因此，各时期的汉文典籍译介活动无不将儒家经典作为首选，以致《礼记》《尚书》等较早在西方即有了多种译本。《丛报》也不例外，其以较大篇幅对《书经》《孝经》《诗经》《尔雅》等经典作品进行了长篇累牍的介绍并附有全部或重要部分的翻译。撰稿人在论述、分析这些著作思想内涵的同时，亦对其在中国文化中的价值给予充分肯定，例如，裨治文在对《孝经》进行译介时即指出：“毫无疑问，从这些经典的描述中，我们将导源出一种知识，即生活在中央王朝的人们的习惯、礼仪、道德以及信仰等。”[6]又如，郭实猎在评论《尚书》时将这种意义阐释得更为具体透彻：“所有尚未读过《书经》的汉学家们应即刻开展这项工作，以使他们能够熟悉这部中国文学的典范……（这部书）是中国人政治系统、历史、宗教仪式、军事战略、音乐乃至天文学的基础，一句话，书中包含着在中国人看来一切有价值事物的根源。”[7]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戏剧表演无疑是最受民众欢迎的娱乐形式。19世纪中叶，根据元人杂剧曲本排演的剧目在广州风靡一时，“（在广州）最流行的剧集是《元曲选》（又叫《元人百种曲》）”[10]。因应此种风向，《丛报》特地选译了元人杂剧《相国寺公孙合汗衫》，并藉此向西方人介绍杂剧及相关背景知识。这一时期，广州的西方人时常接受买办商人的邀请赴宴听戏，因而有机会接触更多中国戏剧（图四）。其中一些有趣的剧目令他们印象深刻，这也成为他们主动翻译剧本并向《丛报》投稿的动因。例如，《丛报》第6卷第12期曾刊登美国人亨特(William C.Hunter)所译名为《补缸》的戏剧剧本，而亨特在其笔记中曾记述其译介此剧的始末情由：“一班多年的外侨有一天晚上与潘启官一起在他的乡间宅邸吃饭，准备演戏以助余兴。这是中国人普遍喜爱的一个戏。从剧本来看，它相当平淡，但那种绝妙的诙谐和身段手法，真是妙不可言。戏名叫做《补缸（》Poo-kang），或者说是《补破瓷器的人（》Mender of Broken China）。《中国丛报》（我当时把这个剧本投给了该报）是这样提到这个戏的……”[11]图五《王娇鸾百年长恨》1847年德文译本第三版插图，其母本为发表于《中国丛报》的英译本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传教士缘何研习《圣谕广训》:美国卫三畏家族档案手稿所见一斑[J]. 司佳.  史林. 2013(03)
[2]《中国丛报》与中国语言文字研究[J]. 吴义雄.  社会科学研究. 2008(04)



本文编号：2996449